河北
参考来源：《罗沛霖传》《延安通信史料》《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史》《交通大学校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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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陕北高原寒风凛冽。一辆破旧的卡车在黄土路上颠簸前行，车厢里坐着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
他穿着半旧的灰色长衫，脚边放着一只皮箱和一个工具包。车轮碾过冻土，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年轻人叫罗沛霖，今年29岁。一个月前，他还在上海亚美无线电厂担任总工程师，月薪120块大洋，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十几块的年代，这份收入足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
可他选择了辞职，只身前往陕北。
卡车在延安城外停下。罗沛霖提着行李走下车，眼前是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山坡，山坡上零星散布着一些窑洞。
这里没有上海的霓虹灯，没有洋房别墅，甚至连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没有。可这个地方，即将成为他此后多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一】从湘潭到上海的十年求学路
1908年，罗沛霖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举人，藏书颇丰。
父亲思想开明，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坚持让孩子接受新式教育。罗沛霖从小就读私塾，后来进入湘潭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这个孩子从小对机械电气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家里的座钟坏了，他会拆开来研究里面的齿轮结构。
看到蒸汽机车，他能盯着看上半天，琢磨那些活塞和连杆是怎么运转的。父亲发现了他的天赋，专门给他买了一些科学启蒙读物。
1923年，15岁的罗沛霖考入长沙明德中学。这所学校是湖南著名的新式学堂，开设了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课程。
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学知识，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电流、电压、电阻。物理老师用自制的教具演示各种电学实验，罗沛霖看得如痴如醉。
中学时期，罗沛霖的理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物理和数学。他喜欢动手做实验，常常泡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摆弄那些瓶瓶罐罐和简陋的仪器。
有一次，他用铜线、磁铁和木板自制了一个简易的发电机，虽然只能点亮一个小灯泡，但已经让老师和同学们惊叹不已。
1927年，19岁的罗沛霖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他报考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这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工科院校之一，录取率不到5%。
放榜那天，罗沛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激动得一夜没睡。
8月底，罗沛霖告别家人，乘火车北上。从湘潭到上海，火车要走两天两夜。
他坐在硬座车厢里，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上海，那个传说中的十里洋场，那个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正在等待他。
上海交通大学坐落在徐家汇，校园里有西式的教学楼、图书馆和实验室。
开学第一天，罗沛霖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穿西装的教授和学生来来往往，恍如隔世。这里和湘潭的小城完全不同，这里有最先进的设备，最前沿的知识，最优秀的师资。
电机系的课程很重，除了数学、物理等基础课，还有电路分析、电机原理、电磁场理论等专业课。罗沛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才回宿舍。图书馆里那些英文版的工程学著作，他一本本啃下来。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推导公式，或者去实验室动手验证。
大学二年级，罗沛霖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这门新兴学科在当时还很前沿，全国只有几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
教这门课的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讲课时经常提到西方最新的研究进展。罗沛霖听得入了迷，课后主动找教授请教，还借来大量英文文献阅读。
1928年，无线电广播刚刚在中国兴起。上海有了第一座广播电台，街头开始出现收音机店铺。
罗沛霖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台最便宜的收音机，拆开来研究内部结构。他把每一个零件都画下来，标注功能，然后尝试自己组装。
虽然第一次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调试，最终成功让收音机重新响起声音。
大学三年级，罗沛霖参与了一个课题研究项目，题目是《短波天线的设计与优化》。
他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数十篇国外论文，做了上百次实验，最终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短波天线结构。
这篇论文在学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指导教授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工程人才。
1931年夏天，罗沛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设计是《收音机接收电路的改进研究》，答辩时获得了全优成绩。
那一年，正值经济萧条，工作不好找，但凭借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专业功底，罗沛霖很快就收到了上海亚美无线电厂的录用通知。
这家工厂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无线电设备制造企业之一，主要生产收音机和通信设备。
工厂位于虹口区，有几百名工人，十几个工程师。罗沛霖被分配到技术部，负责设备的维修和改进工作。
初入职场的罗沛霖干劲十足。工厂里有很多进口设备，他一台台研究，摸透每一个型号的特点。
遇到技术难题，他就翻查资料，请教老工程师，或者自己动手做实验。他的工作态度和技术能力很快得到了认可，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技术组长。
1932年，罗沛霖主持设计了一款新型收音机，采用了先进的超外差电路，灵敏度比市面上的同类产品高出30%。
这款收音机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市场欢迎，销量超过了预期。厂长对他大加赞赏，给他涨了工资，还奖励了一笔奖金。
1933年到1936年间，罗沛霖在亚美无线电厂一路晋升。从技术组长到车间主任，再到工程部经理，最后升任总工程师。
他的月薪也从最初的30块大洋涨到了120块。在上海滩，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了，足以让他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几年间，罗沛霖不仅负责工厂的技术管理，还参与了多个产品的研发工作。
他设计的短波发射机被用于商业通信，他改进的收音机电路被同行广泛采用。在上海的无线电行业里，罗沛霖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
1936年底，罗沛霖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在法租界租了一套公寓，添置了家具和书籍。
工作之余，他常去书店买最新的技术杂志，或者和同行朋友讨论技术问题。生活虽然忙碌，但充实而有奔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时局发生了剧烈变化。
【二】战火中的抉择与北上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全面侵华，战火迅速蔓延。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成为战场。
日本飞机开始轰炸租界以外的地区，炮弹落在住宅区，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和逃难的人群。
亚美无线电厂所在的虹口区首当其冲。炸弹把工厂的一座厂房炸塌，几名工人受伤。
厂长决定暂时停工，让大家各自回家避难。罗沛霖收拾好重要的技术资料，锁上办公室的门，走出工厂大门。
街上到处是扶老携幼的难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往租界方向涌。
罗沛霖站在人群中，看着这混乱的景象，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苦涩。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这个曾经让他充满梦想的地方，如今却被战火笼罩。
回到公寓，罗沛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继续留在上海？可战争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工厂停工，收入也成了问题。
回湖南老家？可老家同样不太平，到处都是战乱的消息。难道就这样在动荡中虚度光阴？
9月初的一个晚上，有人敲响了罗沛霖的房门。来人是他大学时的一位同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过。
两人寒暄几句后，同学压低声音说起了来意——他现在为一个组织工作，这个组织正在陕北建立根据地，急需各方面的技术人才，特别是无线电方面的专家。
罗沛霖愣住了。他当然知道陕北有这么一支队伍，报纸上经常登一些相关的消息，但从没想过自己会和那里产生联系。
同学看出了他的犹豫，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在这里待遇很好，可现在国难当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那边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是真心想做事的。"
罗沛霖沉默了很久。120块大洋的月薪，体面的工作，舒适的生活，这些都要放弃吗？可另一方面，留在上海又能做什么？修理收音机？组装进口零件？这些事情对抗战有什么帮助？
那一夜，罗沛霖几乎没睡。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暗的街道，反复思量。天快亮的时候，他做出了决定。
9月中旬，罗沛霖递交了辞呈。厂长很惊讶，苦口婆心地劝他："小罗，现在形势不明朗，你先留下来，等局势稳定了再说。你的技术这么好，到哪儿都不愁吃饭。"
罗沛霖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太多。他清理了办公桌，把一些私人物品装进箱子，和同事们一一道别。
离开工厂那天，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工作了六年的建筑，心里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
10月初，罗沛霖开始准备行装。他变卖了公寓里的大部分家具和物品，只留下必需的衣物和书籍。
工具箱是一定要带的，里面有各种钳子、螺丝刀、万用表，还有一些备用的电子元件。他还特意去书店买了几本最新的无线电技术书籍，想着路上可以看。
出发前，罗沛霖给湘潭的家里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自己要去西北工作，具体地点没有透露。他知道父母一定会担心，但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明说。
10月下旬，罗沛霖乘火车离开上海。火车向西行驶，穿过江苏、安徽、河南，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荒废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
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铁轨旁时常可以看到炸毁的桥梁和建筑物。
火车开到西安就停了，再往北没有铁路。罗沛霖在西安停留了几天，等待前往延安的车辆。
西安城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和各色人等，到处是混乱和喧嚣。罗沛霖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白天在街上闲逛，观察这座古老城市在战时的模样。
11月初，终于等到了去延安的卡车。这是一辆破旧的货车，车厢里挤了十几个人，有学生、有工人、还有几个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的人。
大家都是要去陕北的，虽然互不相识，但都带着相似的神情——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忐忑。
卡车在黄土高原上颠簸了两天。路况很差，到处是坑洼和碎石。车轮碾过冻土，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罗沛霖坐在车厢里,任由身体随着车子晃动。他望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黄土山坡,心里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11月中旬，卡车终于到达延安。罗沛霖提着行李走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意外。
这里没有他想象中的热闹和繁华，只有连绵起伏的黄土山坡，山坡上挖了一排排窑洞。几条土路纵横交错，路上走着穿灰色军装的战士和老百姓。
接待人员把罗沛霖领到通信科报到。负责人王诤是一位30多岁的军人，见到罗沛霖很高兴。
他详细询问了罗沛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了解到他在无线电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后，当即决定把他分配到设备维修组工作。
王诤带罗沛霖去看工作地点。那是一孔普通的窑洞，门窗简陋，里面光线昏暗。
窑洞里堆着几台破旧的电台设备，大多已经散架，零件七零八落地放在地上。墙角还有一些工具，但都很陈旧，有的甚至已经生锈了。
罗沛霖蹲下来检查那些设备。这些电台型号五花八门，有德国西门子的，有日本松下的，有美国RCA的，还有一些他从没见过的杂牌。
很多设备外壳破损，内部线路烧坏，有些关键零件缺失。要修好这些东西，难度可不小。
更大的问题是工作条件。延安连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没有，更别提专业的维修设备和测试仪器。
没有示波器，没有信号发生器，甚至连一台像样的万用表都没有。要在这种条件下修理电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罗沛霖既然来了，就没打算退缩。他放下行李，挽起袖子，开始清点那些设备和工具。
虽然条件艰苦，但至少还有几台设备可以拆解研究，还有一些基本的工具可以使用。有这些，就能开始工作。
【三】窑洞里的技术攻关与第一次突破
1937年11月下旬，罗沛霖正式开始在延安的工作。他住在通信科安排的窑洞里，一铺土炕，一张木桌，几块木板搭成的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当。
窑洞里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冬天很冷，窑洞里生着炉子，烟熏火燎的，但总算能取暖。
工作的第一步是摸清这些设备的底细。罗沛霖把每一台电台都仔细检查了一遍，记录型号、损坏情况和缺失的零件。
他发现最大的问题是零件不通用。这些设备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厂家，电路设计各不相同，很难拆东墙补西墙。
12月初，延安下了第一场雪。罗沛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简单洗漱后就钻进工作窑洞。他先要生火把窑洞烤暖和，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没有电源，他就用手摇发电机勉强点亮几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很多精细的工作都要凑近了看。
王诤给他配了三个助手，都是战士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罗沛霖得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教起。
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什么是电流、电压、电阻，用水流来比喻电流，用水压来比喻电压。战士们听得似懂非懂，但都很认真，拿着小本子记笔记。
维修工作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材料短缺。延安买不到任何专业的电子元件，连最基本的焊锡、导线、绝缘材料都没有。罗沛霖只能想办法就地取材，寻找替代品。
焊锡的问题最先得到解决。罗沛霖想到可以用猪油代替。他从伙房要来一些猪油，熬化后混入松香和少量木炭粉，制成了一种简易的焊接材料。
虽然焊接强度不如专业焊锡，但在低温下使用还算稳定。这个土办法后来在整个根据地推广开来。
导线也是个难题。铜线很贵，延安买不起也买不到。
罗沛霖就带着人到处收集废铜——从老百姓家里收破铜烂铁，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弹壳里提取铜，甚至把一些废弃的铜钱熔化重铸。
这些回收来的铜经过简单加工，勉强可以当导线使用。
绝缘材料更是让罗沛霖费尽心思。专业的绝缘漆和绝缘纸根本买不到，他就尝试各种替代方案。
桐油浸泡过的布料可以做简易绝缘层，蜡烛融化后涂在木板上可以提高绝缘性能，旧报纸压紧后也能临时充当绝缘材料。
电容器是电台电路中的关键元件，市面上买不到，只能自己制作。罗沛霖找来玻璃酒瓶，洗净晾干，然后在内外壁贴上锡箔纸，用蜡封口。
这种土制电容器虽然容量不稳定，但至少能用。他还尝试用云母片夹锡箔的方法制作电容，效果比酒瓶电容要好一些。
电阻的制作更是考验耐心。罗沛霖把木炭削成细条，用万用表一根根测量电阻值，挑选出阻值合适的使用。
为了提高精度，他还尝试在木炭条上刻槽，通过改变截面积来调节电阻值。这个方法虽然原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1938年1月，罗沛霖开始尝试修复第一台电台。这是一台德国西门子的短波电台，外壳破损，内部多处线路烧毁，真空管也坏了几个。
他决定从这台设备入手，因为它的电路相对简单，而且有部分零件还能用。
修复工作异常艰难。罗沛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忙到深夜。
他用自制的土工具小心翼翼地拆卸损坏的零件，用猪油焊料焊接新的连接，用土制电容和电阻替换烧坏的元件。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因为材料珍贵，容不得浪费。
最难的是真空管。这是电台的核心元件，负责信号放大和振荡。真空管坏了，电台就等于报废。
可真空管是精密器件，需要在真空环境下把电极密封在玻璃管里，一般只有专业工厂才能生产。
罗沛霖研究了很久，决定尝试自制真空管。他找来一截玻璃管，用细铁丝做电极，在玻璃管底部封上石蜡。
最关键的是如何抽真空。他想到可以用水银气压计的原理，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抽气装置。
具体操作时，他把玻璃管放在炭火上小心加热，同时用抽气装置不断抽气。温度要控制好，太低抽不出气体,太高玻璃会裂。
经过十几次失败，他终于成功制作出第一个土制真空管。虽然性能远不如进口货，寿命也短，但确实能用。
2月底，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第一台电台终于修好了。罗沛霖小心翼翼地接通电源，调试电路。
当耳机里传出清晰的滴答声时，窑洞里的几个人都激动得跳了起来。这是延安自己修复的第一台电台，意义非同寻常。
王诤听说后立即赶来查看。他拿起耳机听了听，连连点头。随后，电台被连上天线，尝试发送信号。
当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根据地接收到信号并回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欢呼起来。这台电台真的能用了！
这次成功给了罗沛霖极大的信心。他马不停蹄地开始修复第二台、第三台电台。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面的工作顺利了许多。到1938年5月，他已经修复了8台电台，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通信需求。
可上级很快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光要修复旧电台，还要自己制造新电台。这个要求让罗沛霖既兴奋又忐忑。修复和制造完全是两个概念。
修复只需要更换损坏的零件，而制造意味着每一个零件都要从零开始做。在延安这种条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38年6月，上级正式下达了生产任务：在一年内制造30台电台设备。罗沛霖接到任务后，连续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他反复思考制造电台需要解决的问题——材料、工具、人员、标准，每一项都是巨大的挑战。
他把制造一台电台需要的所有零件列了个清单，足足写满了三页纸。
光是一台最简单的短波电台，就需要上百个零件，包括几十个电容、电阻，十几个线圈，好几个真空管，还有外壳、旋钮、接线端子等等。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造出来，工作量大得惊人。
罗沛霖开始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他把一台电台拆解成几十个模块，每个模块都制定了严格的制作标准和检验方法。
这样一来，即便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战士，只要按照流程操作，也能造出合格的零件。
7月，罗沛霖开始招收学员，准备组建一支生产队伍。王诤从各个部门选调了20多名战士，送到罗沛霖手下学习。
这些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要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工人，难度可想而知。
罗沛霖编写了一套《无线电技术手册》，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电学基础知识和操作规程。
他把复杂的理论简化成口诀和顺口溜，方便大家记忆。比如讲电阻的颜色编码，他编了"棕一红二橙是三"这样的口诀。
培训从最基础的操作开始。罗沛霖手把手教学员如何识别零件、如何使用工具、如何焊接线路。每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直到熟练为止。
焊接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能，他要求每个学员每天至少练习100个焊点，直到焊点光滑饱满、没有虚焊为止。
8月初的一个夜晚，窑洞实验室突然起火。起因是一盏煤油灯被碰倒,油洒在木工作台上,火势瞬间蔓延开来。值班的战士发现时,火已经烧到了堆放材料的货架。
罗沛霖听到喊声，第一个冲进窑洞。他顾不上烟雾呛人，直接冲到货架旁,抱起一箱珍贵的真空管往外跑。
刚跑出窑洞，就听到轰的一声，半边窑洞的顶部塌了下来。其他人也冲进去抢救设备和材料，但火势太大，很多东西都来不及搬出来。
等火扑灭后，窑洞里一片狼藉。20多部正在制作中的半成品电台被烧毁，上千个已经做好的零件化为灰烬。三个月的工作成果，就这样付之一炬。有人当场哭了出来，坐在废墟旁不说话。
罗沛霖坐在窑洞外，脸上满是烟灰和汗水。他盯着冒烟的废墟看了很久，一言不发。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走进了自己的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