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陶峙岳上将去拜访“鸡司令”：我今天来就是向你学习的

1950年初春，伊犁河谷的风仍裹着雪粒，22兵团的运输车队沿戈壁往乌苏开拔。刚刚从旧军阀手里接过这片土地的官兵，一边铺路架桥，一边琢磨怎样把“屯垦戍边”四个字落到实处。彼时的一桩小事——一个老兵在路边花两块钱买下三只土鸡——谁也没料到十年后会成为全兵团津津乐道的佳话。

陶峙岳在那趟行军中把新疆看成了自己的新战场。与蒋介石决裂的决定只用了半天，可留在西北的岁月却要用一辈子来兑现。政务会一次讨论“军垦模式”时，他反复强调，边疆稳，国家才稳，“别让士兵除了扳机啥也不会”。话音不重，却被记录员郑重敲进了档案。

1954年，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挂牌。陶峙岳担任司令员期间，机关很瘦身，只保留四个处室。空出的干部被送到连队、农场、林场。有人嘀咕“荒滩戈壁哪有功劳章”，他摆摆手：“新疆不差沙子，就差胆子。”这句话后来被兵团青年画在墙上，配了张沙丘剪影，简单又提气。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眼睛一亮的，并不是哪支先进连队，而是那位在车排子苏兴滩农场单枪匹马养鸡的老汉——马新才。老马1910年生，解放前当过伙夫，逃过荒年，落脚在兵团时已过花甲。他把三只鸡养成三十只，又养成三百只，一年不到，鸡鸣声把周围荒滩都吵活了。

1959年底，兵团筹办“十二面红旗”评选，推荐人选时，后勤员把老马的名字写在最后。理由很简单：他那三千只鸡，每天能下两千多枚蛋，逢节庆供应首府餐桌，按当年物价折算，一年盈余三千元。对还在靠地窝子取暖的兵团来说，这是难得的“小而富”案例。

1960年3月18日，石河子礼堂彩旗猎猎，来自各团场的千余名代表坐得满满当当。陶峙岳宣读一首新作，十二位劳模的事迹被写进俚语般顺口的韵文。读到第十段，他突然停下麦克风：“这位马新才同志，人称‘鸡司令’，我明天要亲自登门听课。”台下响起哄笑，掌声却更热烈。

次日清晨，司令员乘一辆嘎斯车赶到苏兴滩。鸡舍满院，他刚踏进场门，老马慌忙放下扫帚敬礼。陶峙岳反握对方肩膀，半开玩笑：“你指挥三千精兵，我麾下只有几百条战线，论‘司令’，我得向你学习。”几十字对话，占满了院子里的暖意。老马后来回忆：“那一刻，感觉自己腰杆比戈壁的白杨还直。”

鸡舍参观没用多复杂的报告。陶峙岳低头看饲料桶，又仰头望鸡架，一个劲点头：“饲料自产、自调、自配，省钱；鸡粪就地沤肥，省运；卖蛋现收现金，省账。招招都是兵法。”随行政委问他学到了啥，他顺口答：“学到企业思维，也学到基层底气。”

当天晚上，兵团机关收到一封加急电报，内容只有两行字：“鸡场参观毕，大有启示，望抓紧推广。”电报后面，是陶峙岳的亲笔签名。第二天，研发队就把鸡舍图纸刻蜡纸复写，分送各团场。乌伦古湖畔的牧业连、塔城丘陵的林业排，纷纷起鸡棚、垒鸭圈，气势跟修机耕道一样凶猛。

值得一提的是，养鸡并非陶峙岳给兵团立的唯一样板。前后两年，他还盯住了葡萄酒酿造、棉花良种选育、戈壁盐碱改良几条路线。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坦言成绩最大的是“鸡司令”模式，因为它门槛低、见效快、风险小。“士兵只要舍得俯身捡草籽，就能把第一袋饲料攒出来。”他如此解释。

话说回来，老马并未把自己当“名人”。鸡舍扩建时他要自己掏积蓄，理由是“国家钱得花在刀口”。陶峙岳劝他申请补贴，他摇摇头：“我挣的，也该我投。”这种倔强赢得兵团内部大量好感，后来很多青年干部下连队前，都会被班长带来看看这位老人，“图个踏实”。

1964年，兵团农垦系统评比又开榜，老马的鸡场年产规模翻了一番，但他主动让位，只递交一份技术总结。报告里剖析温差、湿度、光照，字句扎实。评审专家批注：“基层自发的科研萌芽。”同年，陶峙岳被授予中将津贴，他提笔写贺信，落款却是“老兵陶”“鸡友陶”，不署职务。

陶峙岳离开兵团领导岗位后，仍保持每年一次的信件往来。信中少谈人生，多谈配合比例、疫苗批次、市场行情。1968年夏末，他在纸上留下八个字：“坎坷见常识，细活抵万军。”八月的风把油墨味吹得很远。

1970年代初，老马病故，鸡场交给集体经营。那片院落的墙上仍挂着一块木牌，掉漆的红字写着：“三鸡启家，三千奉国”。木牌没上漆，经历风沙，却一直没换新。有老职工说：“没必要换，新故事也得从旧牌子里接着讲。”

陶峙岳晚年住在北京，偶尔跟探望的老部下聊起新疆，提得最多的仍是那场拜访。“将来有人问你们兵团的精神是啥，你就告诉他：三只鸡的故事。”说完，他端起茶碗喝下一口，眼神仍像当年踏雪过天山般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