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中国好人”，同一“大别善乡”——湖北罗田好人现象浅析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1月23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揭晓2025年第四批“中国好人榜”。湖北罗田县王开明光荣入选。

在大别山南麓的苍翠群峰之间，湖北省罗田县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闻名。然而，近年来，比山水更引人注目的是这里接连涌现的“中国好人”：从21年以残疾之躯背学生过河的教师唐高群，到街头跪地40分钟抢救拾荒老人的护士余康颖；从40年如一日绿化荒山的“当代愚公”杨明成，到火场中徒手攀楼救人的“快递英雄”张裕，再到32年倾心打造“军属之家”的九旬拥军模范王开明。五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普通人，先后登上代表中华民族崇高道德标杆的“中国好人榜”，这绝非偶然。他们的涌现，是罗田这片被誉为“大别善乡”的热土，其深厚的人文土壤、炽热的红色历史与充满活力的当代社会实践共同孕育的必然结果。

王开明于2020年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

土壤上有千年文脉与山水相依的“向善”基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罗田“善乡”气质的形成，首先根植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之中。一是农耕文明孕育的坚韧与互助精神。 罗田是有着近1500年建县史的“千年古县”，地处大别山腹地，长期以来以农耕为主。在相对闭塞的山区环境中，对抗自然、繁衍生息需要极大的坚韧与毅力，这锻造了罗田人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品格。

杨明成能在石头山上坚持植树40年，挖坏30多把锄头，正是这种“愚公”精神的现代写照。同时，小农经济下的聚族而居、邻里相依，也深刻塑造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乡村伦理。这种深植于血脉的互助基因，是余康颖路遇危难毫不犹豫伸出援手，张裕在异乡火场见义勇为的内在文化动力。

孝德文化奠定的伦理基石

罗田的“善”，有着明确的伦理导向，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孝”与“德”上。河铺镇等地大力倡导的“孝德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敬老，更延伸为一种社会层面的责任与奉献。唐高群背学生过河，超越了血缘，是对学子、对乡村未来的一份“大孝”；王开明创办“军属之家”，是对“子弟兵”父母的一份“大德”。这种将家庭伦理升华为社会担当的文化传统，为罗田的好人好事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支撑。

王开明自费建造“无名烈士墓”

红色基因注入的信仰与奉献底色

大别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罗田更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曾在此战斗。这片土地浸润了无数先烈的鲜血，也沉淀下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王开明出身革命家庭，两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他毕生拥军、传承红色故事，正是将家族记忆转化为社会行动。这种红色基因，为罗田人的“善行”注入了崇高的信仰力量和“为国为民”的奉献底色，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做好事”，升华为一种自觉的使命传承。

历史上有从革命烽火到山乡巨变的精神接力

“善乡”的形成并非静态的文化留存，而是在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唤醒、被淬炼、被赋予新内涵的动态结果。首先是革命与建设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锤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罗田人民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艰苦的建设年代，集体至上、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历史记忆和精神传承，塑造了罗田人骨子里“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情怀。当个人善举与集体荣誉、社会需求相结合时，便迸发出强大的道德能量。

其次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内生力量的激活。 罗田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摆脱绝对贫困、迈向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不仅需要物质投入，更需要精神上的奋发与团结。许多村庄通过成立乡风文明理事会、组织志愿者服务队，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全国文明村”“湖北文明村”等正是内外合力、精神焕新的结果。

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激发了罗田人建设家乡、改变命运的主体意识和互助精神，为好人的涌现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杨明成绿化荒山、唐高群坚守讲台，他们的坚持本身也是参与家乡建设、抗击贫困的独特方式。最后是红色记忆的当代唤醒与转化。

近年来，罗田系统性地开展红色遗址遗迹普查、修缮革命旧址、编撰红色故事集，让沉睡的历史资源活化为生动的教育素材。王开明老人踏遍深山抢救红军遗址、创办“太阳寨红色文化研学基地”，正是这一过程的民间缩影。当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入生活，先烈们的奉献精神就变成了可感可触的身边榜样，为当代人的善行提供了直接的精神源流和历史参照。

文明实践与榜样引领下的“善治”

生态优良的文化土壤与历史根脉，需要当代社会的精心培育才能开花结果。罗田通过系统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效的榜样传播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营造了催生好人、学习好人、关爱好人的良性生态。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制度化深耕。 罗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常态化开展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亲·听”百姓宣讲等，不仅传承文化，更成为传播好人故事的平台。在活动中，“中国好人”唐高群、杨明成等亲自讲述事迹，让崇高价值变得可知可感。各村庄普遍建立的乡风文明理事会、志愿服务队，则将抽象的“善”转化为具体的村规民约和互助行动，使崇德向善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榜样选树与传播的立体化效应

罗田建立了从“罗田楷模”“黄冈好人”到“湖北好人”“中国好人”的阶梯式选树机制。对上榜的好人，不仅给予荣誉，更通过媒体宣传、宣讲报告、文艺创作等方式广泛传播，形成“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效应。张裕火场救人后，其退役军人、罗田籍的身份被强调，让家乡人民倍感自豪；王开明的事迹从地方媒体一直登上中国文明网，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这种立体化的传播，不断强化“做好人不吃亏、做好人受尊崇”的社会预期。

平安和谐与共同缔造的社会基础。 罗田连续多次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并夺得“长安杯”，标志着这里拥有稳定、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基础上，当地推广“共同缔造”理念，鼓励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当人们是家园建设的“主人翁”而非“旁观者”时，其社会责任感和互助意愿会显著增强。从治理“空心村”到打造美丽乡村，无数普通人在参与中体会到了协作与奉献的价值。这份安全感与参与感，是公民勇敢行善、乐于行善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罗田县是继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后的第二大“中国好人”上榜县，人们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特征：

“好人之城”品牌效应明显：五峰县（10人）长期打造“好人之城”，通过建立好人馆、设置好人灯箱等立体化宣传，形成了“群星效应”。罗田县（5人）也因连续涌现典型，被媒体称为“大别善乡”。

集中连片趋势：上榜县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中连片的特点。例如，鄂西的五峰县、咸丰县等同属武陵山区，鄂东的罗田县、麻城市等同属大别山区。这背后是相似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如土家文化、红色文化）和长期的文明创建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简单正相关：多个上榜县市属于山区县、原国家级贫困县（如五峰、咸丰、罗田），这表明“好人”涌现更多与地方文化底蕴、道德建设投入有关，而非单纯依赖经济水平。——评选机制推动：各县市普遍建立了从“县级好人”到“中国好人”的阶梯式选树机制，并给予礼遇政策，这激发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例如咸丰县持续开展典型选树活动，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级荣誉。

《上堡农友送大军出罗田》演唱地。自此这块巨石被称为“送军石”，一座饱经战火的山寨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太阳寨

罗田之所以能成为“大别善乡”，连续孕育多位“中国好人”，是其地理文化、历史进程与社会建设三者同频共振的结晶。深厚的农耕文明与孝德文化，提供了向善的伦理底色；炽热的红色革命传统与脱贫攻坚实践，锤炼了奉献担当的精神品格；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效的榜样传播机制与和谐的社会治理，则共同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生态。

这五位“中国好人”，恰如五棵深深扎根于罗田水土的精神之树。他们的善行，个体看来或许偶然，但整体审视，则清晰勾勒出一条从文化基因到历史传承，再到社会培育的“善”的生成逻辑。他们的故事证明，“好人”的诞生，既需要个体内心的道德觉醒，更离不开一片滋养道德、激励善行、呵护善果的肥沃土壤。“大别善乡”罗田的实践，为我们思考如何在一个地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打造精神文明的高地，提供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样本。

(文图来源：文明黄冈)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