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晚年不顺，病逝前仍留下话：不要忘记长征牺牲的第一个师长

1974年11月的一天夜里，北京三〇一医院的病房灯光昏黄。彭德怀靠在枕头上，脸色蜡黄，气息微弱。他突然拉住值班军医的手，低声一句：“别忘了洪超，他是红军第一个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师长。”话音极轻，却伴着短促而坚定的呼吸。医护人员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在那一刻，他们才真正体会到彭德怀心底深埋的情感。

追溯时间，要回到1928年春天的井冈山。彼时朱德率部抵达黄洋界，彭德怀也在宁冈活动。洪超，一个瘦高的湖北青年，刚从赣南小道随部队上山。山雾中，他举起仅剩半截的右袖敬礼，神情执拗。彭德怀记得那双眼睛——年轻，却透着倔强。几周后，小范围的防御战打得焦头烂额，洪超连续三次主动请缨突击，一举突破白露垅封锁。当夜宿营时，彭德怀在火堆旁对他说：“你这小子刨根问底，不服输。”洪超只是憨憨地笑：“拼命就行。”

1932年夏，草台岗山雨如注。红三军团为奠定苏区北翼防线，接连发动突击。洪超率突击连，硬生生从密林里冲出一条沟壑，腿上中了两弹，左臂骨被弹片切碎。简单包扎后，他用牙咬住纱布继续指挥火力点转移。战后截肢成定局，手术灯光下，他瞅着被切下的残臂，咧嘴一句：“少只胳膊省子弹。”医护人员愣住，这句半玩笑的话很快在连里传开。此后，他常说自己是“半人半命，更好替大伙挡枪口”。

1934年10月20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无望，南线部队奉命转入粤北。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左纵队充当前卫，红四师担任尖刀。洪超时任师长，与政委黄克诚紧急研究百石村的封锁线。有趣的是，两人平日脾气都倔，商量战术时往往拍桌子，各不相让，最后总是洪超一句：“劳什子废话少讲，干！”黄克诚反倒笑了：“就按你来。”次日凌晨，细雨夹雾，洪超带着红十团摸向村口。冲锋号响，他拄着马枪，第一个翻过残墙。粘土瓦片碎落，枪声震耳。上午十时许，百石村内敌军被逼退至祠堂，洪超下令劝降。对方负隅顽抗，一排流弹扑面飞来。其中一发划破屋檐，正中他的额角。卫兵扑过去，手已染红。洪超嘴唇微动：“别管我……打进去！”说罢，头垂在臂弯，血线蜿蜒。红十团随即怒吼突入，火光与呐喊淹没了青砖老墙。

消灭封锁线后，三军团在庄稼地里草草掩埋了洪超。彭德怀接电报时愣了半晌，随手把电文攥成一团，却又慢慢抚平放进皮包。当天夜里，军团干部会上，他声音嘶哑：“洪超只剩一条胳膊，也不把自己当伤员，他的骨头比钢还硬。大家记住，这条路是拿命铺出来的。”说完，他端起粗瓷碗，闷头灌下一口掺了草根的稀粥。

长征继续。1935年初，遵义城外枪炮震天，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中弹，时任团政委的张爱萍搀着他，血流满衣。几个月后，吴焕先在皖北菖蒲岭牺牲；再往前，陈树湘在湘江战场自断肠而绝。红军高层的牺牲名单越来越长，彭德怀的心境也随之沉重。有人悄悄议论：如果洪超、邓萍能看到新中国，大将军衔恐怕非他们莫属。可历史没有假设。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错误批判，先是离职，后被监护。很多故旧都因政治氛围不敢来往。冬夜里，他常翻出当年同行生死的老照片，指着那张模糊影像发呆：几个人端着窝窝头蹲在火塘旁，其中就有洪超，空荡的左袖扎起，像旗帜一样飘。这幅画面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晚年多病，胃溃疡反复，肾功能日渐衰竭，然每逢提笔，总要在信笺一隅记下“思洪超、念邓萍”八个字。

彭德怀与洪超之间并无太多煽情书信，却有无数并肩赴死的瞬间。1933年福建东固岭夜战，二人曾靠在一棵倒树后商量突围。彭德怀问：“弹少粮尽，你怕不怕？”洪超答：“怕，可更怕退。”简单对话，被烟硝和风声吞没，却藏进了一辈子的回忆。

1974年11月29日凌晨，彭德怀停止了心跳。整理遗物的人在床头抽屉里发现一份折叠整齐的旧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洪超，1909—1934，殉百石村。字迹遒劲，墨色已经泛灰。没有长篇感慨，只有一句批注：“英魂不泯，后人当记。”

洪超到底值得怎样的铭刻？对比同僚的军衔和职位，外界常替他惋惜。然而若把目光放回1934年的百石村，便会明白，洪超一生图的不是星星肩章，而是眼前这场“非死即生”的搏杀。正因如此，彭德怀在病床上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条贯穿革命岁月的线——牺牲者的名字必须有人接力守护。

时间掩埋了弹痕，却抹不去刻在山河里的那些小小墓冢。如今百石村的稻田间，秋风吹过仍会翻起尘土。村民偶尔能在土砖缝里摸到锈弹壳，抬头可见山坡上竖着简朴石碑：洪超烈士之墓。碑阴刻着当年彭德怀为他写的挽联：一臂仍擎千钧担，七尺长眠万古春。

每当有人驻足，叩问这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师长是谁，总会被告知：他叫洪超，长征路上倒下的第一位红军师长，也是彭德怀生命尽头仍不忘的人。或许，这便是信仰的重量——让伤臂无悔，让岁月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