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一女演员自称毛主席女儿致信中南海，主席得知后：请她来见我

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一个午后，京城骄阳炙烈。柳浪微抖间，穿一袭浅蓝连衣裙的岑云端走进中南海西门，手心里攥着汗，却攥得更紧的，是八年前一张薄薄的信纸。守卫抬眼一瞧，飞快去内线通报。几分钟后，道闸抬起，“请进——主席在等您。”这句简短的话，让她心头一震，往昔点滴排山倒海般涌上来。

广西贺县八步镇，岑云端原名岑荣端，一九三九年出生。十二岁那年，她考入桂系起家的四十九军文工团，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就跟着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舞蹈、护理、通讯，她像军中的“万金油”一样，岗位几度调换。抗美援朝打响，她随部队北上，后来又被选入沈阳军区空军文工团。那些年东北的寒风凌冽，可年轻人心里有火，跳起舞来能驱走零下三十度的冷。

一九五八年夏天，她接到新的调令——赴京加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当年八月的一个夜晚，是她第一次“出任务”进春藕斋给中央首长伴舞。舞厅里灯光暖黄，钢琴声婉转。她跟着“老同志”坐在墙边，悄悄掐自己大腿让心别跳得那么快。忽听耳边有人问：“小同志，你哪儿人？”她抬头，是毛主席。她赶紧立正敬礼，几乎咬到舌头：“报告主席，广西人。”主席朗声大笑：“小老广！叫什么名？”她含糊地报出“岑荣端”，又怕对方不识生僻字，干脆在主席掌心写了个“岑”。主席眯眼看了看，随口说：“荣端听着别扭啊，不若叫云端，像彩云一样飘在天上。”一句玩笑，后来却成了一生的注脚。

文工团常驻北京，她随队南北演出，隔三岔五还要到中南海伴舞，能与国家领导面对面交谈，年轻的女兵心里珍若拱璧。六十年代中期，她随部队辗转新疆，又退伍回乡，在广西艺术学院教舞蹈。离京的日子，她常把那张“云端”二字的纸条夹在日记本里，想起春藕斋的旋律，想起那句“你是小老广”。

一九七三年深秋，南宁细雨绵绵。岑荣端在书桌前写下一封长信，叙述这些年的教学、生活，也夹杂着思念：“主席，我在西江边常想起您，当年您说我是‘广西女儿’，我不敢忘。”落款，她郑重写下“您的广西女儿岑荣端”，信封寄往北京西郊中南海。

信到了王海容手里，再转到主席案头。老人家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看完，对身边的赵淑琴说：“小岑惦记我，春节请她来坐坐。”赵淑琴愣了一下，“主席，您真想见她？”“是啊，写封信吧，让她回京省亲。”对话简短，却替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女儿打开了一扇久违的大门。

一九七四年正月初四，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鞭炮声犹在耳边。岑云端携丈夫与孩子返京拜年，手里紧握着赵淑琴的来信。当她踏进“游泳池”旧居时，毛主席正倚在藤椅上。听见脚步声，老人转身笑了：“我的广西女儿来了！”两只手相握，泪珠在岑云端眼圈打转，却硬生生憋了回去。她轻声问：“主席，近来可好？”“能吃能睡，放心。”主席拍了拍她的手背。

几天的相处，谈话从文工团的排练，到广西的甘蔗丰收，再到大藤峡瑶民起义。主席提笔写下三个遒劲大字“大藤峡”，问她知不知道。她摇头直说自己历史薄弱。主席慢慢解释瑶民数百年的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谈到兴处，他又提醒身旁工作人员：“民族工作要做细啊。”纸落废篓里，岑云端悄悄拾起，恳请张玉凤留下这张字迹。张玉凤轻轻点头，算是一份特殊的馈赠。

离别前夜，泳池外灯影摇曳。主席把装着两本明清抄本的小蓝匣递给她，扉页写着：“毛泽东赠岑云端同志，一九七四年一月卅一日。”那一刻，“云端”二字真正镌刻进她的身份。

回到南宁，她去见自治区主要领导韦国清。对方大笑着劝她赶紧把户口名字也改过来，“主席亲自给你起的名，留着怕什么？”于是，岑荣端就此成了岑云端。

半年后，她又随代表团进京，再见主席。老人因眼疾只能靠声辨人，她轻声报到：“广西女儿来了。”主席握住她的手：“等我眼睛好点，再一起跳舞。”话音温和，又像一抹迟暮的夕阳。可惜病情恶化，约定终成空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噩耗传出。岑云端带队北上，为老人家守灵。灵堂里，她默默捧着那张“大藤峡”的墨迹，黑泪滑落，却不声不响。她知道，纸墨易脆，情义长存；十七岁那年在舞池里写下的小小“岑”字，早已与一个时代紧紧缠绕，再也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