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人性:下等人爱抬杠,中等人爱算计,上等人遵守三条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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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江南小镇上,那个叫李木匠的男人,闷葫芦一个,整天就知道跟木头打交道,刨花落了满身,看着都嫌脏。

镇上最精明的绸缎庄老板钱四爷,看上了李木匠家后院那棵百年楠木,使了无数花招,连蒙带骗,想低价买走。

钱四爷觉得李木匠这种人,哄几句就晕了。

可几个月下来,钱四爷不仅没占到便宜,反倒被李木匠用最笨的法子,一步步逼着,最后用市价三倍的钱才把木头买到手。

钱四爷想不通,自己算计了一辈子,怎么就栽在了一个闷葫芦手上...

晚清那会儿的空气,总是湿漉漉的,带着一股子腐朽木头和未干雨水的味道。

风从北边刮过来,经过紫禁城高高的红墙,也带不走那股子盘踞在帝国上空的阴霾。

街面上,人们的脸大多是黄中带灰,眼神里没什么光,像是被抽走了魂的灯笼。

就是在这种烂泥塘一样的世道里,出了个曾国藩。

后世的人总喜欢把他供起来,叫他“半圣”,说他立德立功立言,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其实哪有那么多神仙。

曾国藩这个人,不过是在一个快要塌了的屋子里,硬是用自己的身子骨,撑起了一根快要断掉的梁。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打交道,跟各种各样的人。



皇帝、太后、同僚、下属、绿营的兵痞、乡下的地主,还有那些包着头巾、拿着刀枪的太平军。

他见的人多了,看得就透。他不像书斋里的学究,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那么简单。

他知道,人是活的,是会变的,像河里的水,时而清,时而浊。

他后来写的那些家书,还有那本薄薄的《冰鉴》,都不是写给外人看的学问,那是在刀口上舔血、在火堆里打滚总结出来的生存手册。

他把人放在天平上称,称的不是家世,不是学问,是那点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性”。

他发现,这世上的人,刨去外在的皮囊,骨子里大概能分出三种来。

下等人,中等人,还有上等人。区分他们的,不是钱,不是权,而是一种根子上的行为习惯。

曾国藩说,下等人爱抬杠。

南方的镇子,一到梅雨季,空气里就能拧出水来。

茶馆里更是闷热,伙计提着长嘴铜壶,懒洋洋地在桌子间穿行,热水冲进茶碗,茶叶沫子翻滚上来,一股廉价的苦涩味儿混着汗味、烟草味,熏得人昏昏欲睡。

靠窗那桌,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着半旧不新的长衫,是镇上考了三次秀才都没考上的孔七。

另一个,黑黢黢的,手上全是老茧和泥巴,是城外种了一辈子地的老赵。

也不知怎么就说起来了。

孔七呷了一口茶,摇着扇子,慢悠悠地说:“今年的‘谷雨’,我看书上说,雨水偏多,地气湿寒,不宜早种。得等到‘立夏’之后,方能下秧。”

老赵正剥着花生,闻言把花生壳往桌上一扔,脖子一梗:“孔先生你这就说外行话了。我们种地的,只认节气,不认书本。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还能有错?再等,一年的收成就耽误了。”

孔七的脸有点挂不住了,扇子也停了。

他把茶碗重重一放,水都溅了出来。“你懂什么?《齐民要术》里写得明明白白,‘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今年的天时就是湿寒,你非要对着干,那是愚昧!”

“书是死的,地是活的!”老赵嗓门也大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唾沫星子乱飞,“我爹我爷爷都是这么种的,年年都丰收!你那书能种出粮食来?我去年就是听了你的,晚了三天,结果呢?”

周围喝茶的闲汉都看过来,脸上带着看戏的笑。

他们俩争的,早就不是几时下秧的问题了。

孔七要证明的,是他这个读书人的身份比一个泥腿子高贵,他懂的“道理”才是真理。

老赵要捍卫的,是他一辈子的经验和尊严,他不能在一个“百无一用是书生”面前露怯。

这场争论,从秧苗,扯到天气,又从天气扯到谁家的祖宗更聪明。

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剩下粗着脖子互相叫骂,茶馆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就是“抬杠”。

抬杠的人,眼睛里只有输赢,没有对错。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能装下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自尊。

他们热衷于在语言上把别人按倒,享受那一瞬间的、虚假的胜利感。仿佛只要说赢了,自己就真的比别人强了。

曾国藩在军中,最烦的就是这种人。

几个裨将,为了一件铠甲的形制,为了一把马刀的弧度,能在帅帐里吵上半天。他们争的不是这东西在战场上好不好用,而是“我的看法必须压过你的看法”。

在曾国藩看来,这种人,格局太小,心胸太窄。

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上。

像一只总在追自己尾巴的狗,看着挺热闹,其实一步都没往前走。

这种人,办不了大事,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远处的目标,只顾着脚下那三寸地里的输赢。

这就是下等人的牢笼。他们不是不聪明,而是把聪明用错了地方,在无休止的自我消耗里,把人生过成了一场死循环。

比“抬杠”的高一个层次的,是“算计”。

曾国藩说,中等人爱算计。

这些人不抬杠。他们觉得抬杠是愚蠢的,是浪费时间。他们把每一分精力,都用在最实际的地方——谋取自己的利益。

他们是人群里最精明的那拨人。他们懂得人情世故,懂得权衡利弊,像个高明的棋手,每走一步,都盘算着后面三步的得失。

他们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盘生意。这个人对我有什么用?那件事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晚清的官场,就是个巨大的算计场。

新来的县丞冯主簿,就是个中高手。

他三十出头,面白无须,眼睛总是微微眯着,像是在不停地估量着什么。

他从不跟人红脸,见谁都一脸和气,拱着手,一口一个“兄台”。

他刚到任,没急着烧那三把火,而是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衙门里上上下下的关系摸了个透。

知县大人喜欢字画,他便托人从老家弄来一幅前朝名家的仿品,不说是送,只说是“请大人品鉴”。

知县身边的师爷,家里的老娘常年咳嗽,冯主簿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上好的人参,说是“给老太太补补身子”。

他对同僚,更是滴水不漏。他从不抢功,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小功劳让给别人。

前阵子,城东的河堤有几处塌陷,负责此事的王主簿忙得焦头烂额。

冯主簿不声不响,自己跑去河堤上看了好几回,回来后,熬了两个通宵,写了一份详尽的修缮方案。

他没直接把方案交上去。他先是找到王主簿,一脸诚恳地说:“王兄,小弟看了河堤,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了下来,你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地方。这事还是你主理,我就是帮着出出主意。”

王主簿一看那方案,从用料到人工,都算得清清楚楚,比他自己的方案高明了不止一筹。他心里又惊又佩,对冯主簿感激涕零。



方案报上去,知县大加赞赏。王主簿自然不敢独吞功劳,在知县面前把冯主簿好一顿夸。

结果是,王主簿得了功绩,冯主簿得了人心和知县的赏识,一举两得。

衙门里的老油条们,私底下都说,这个冯主簿,看着和和气气,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这就是“算计”。它是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也是大多数人拼命想要达到的境界。在乱世里,不懂算计的人,早就被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了。

但曾国藩用人,却不重用这种“过于精明”的人。他觉得,算计的人,格局也有限。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利”,没有“义”。

他们的忠诚,是有价码的。今天你能给他好处,他就是你的心腹;明天别人给的好处更多,他扭头就能卖了你。

他们的聪明,像一把过于锋利的刀,好用,但也容易伤到自己。

因为他们总是在算计得失,心里那根弦绷得太紧,很难真正信任别人,也很难得到别人的真心。

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干将,但永远成不了能托付身家性命的栋梁。

他们的精明,最终会成为一个天花板,把他们死死地扣在“中等人”这个层次,再也上不去一步。因为他们的眼里,只有“术”,没有“道”。

那么,真正厉害的“上等人”,又是怎样的?

他们不抬杠,因为不屑。他们也不屑于精算计,因为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像立在激流中的磐石,任凭你口舌如簧,任凭你诡计多端,他自岿然不动。

这种人的强大,根源在哪里?

咸丰十一年,安庆。

这是湘军和太平天国之间,一场决定命运的豪赌。

安庆城,是太平天国的西大门,也是长江防线上的命门。

城里守着太平天国最能打的英王陈玉成。城外,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主力。

仗打了快一年,湘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士兵们穿着破烂的号坎,一个个面黄肌瘦,像是地里长出来的土人。

江南的湿热气候,让大营里瘟疫横行,每天都有人用草席卷了尸体抬出去。

军心浮动。

帅帐里,更是吵成了一锅粥。

年轻气盛的将领们,一个个红着眼睛,叫嚷着要即刻强攻。他们是典型的“抬杠派”。一个说,从南门突入,出其不意。

另一个立刻跳起来反驳,说南门守卫最严,是去送死,必须用水师配合,从西门佯攻,主力猛攻东门。他们吵的不是战术,是意气,是谁也不服谁。

而那些资历老些的将,则聚在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是“算计派”。他们盘算的是,这一仗打下来,自己的部队还能剩下多少人?

万一攻城失败,朝廷怪罪下来,谁来背这个黑锅?

甚至有人在想,是不是可以把最艰巨的任务,推给平日里不对付的另一支部队,自己好保存实力。

整个湘军大营,就像一个被白蚁蛀空了的堤坝,外面看着还行,里面已经千疮百孔,随时可能崩溃。

曾国藩的帅帐,就设在离前线不远的一处高地上。从这里,能看到安庆城模糊的轮廓,也能听到大营里嘈杂的人声。

这天夜里,风雨大作。豆大的雨点砸在帐篷上,噼啪作响,像是有无数只手在捶打。

帐内,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把人的影子在墙上扯得又长又扭曲。

一群将领冲了进来,浑身湿透,带着一股子焦躁的火气。

他们把战况图往桌上一铺,又吵了起来。强攻派和缓攻派,奇袭派和稳妥派,唾沫横飞,谁也说服不了谁。所有人的目光,最后都聚焦在那个坐在主位上,一直没说话的男人身上。

曾国藩。

他看起来很疲惫,眼窝深陷,脸色是常年劳心劳力留下的蜡黄。他听着众人的争吵,眼神里没有波澜,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所有人都等着他拿主意。等他给出一个神机妙算,来打破这个僵局。

可他没看那张画满了标记的地图。他站起身,在一片死寂中,慢慢走到一旁的条案前。

那里放着笔墨纸砚。他拿起一根新蜡烛,就着油灯点燃,昏暗的帅帐里,光亮又多了一分。

众将都愣住了,不知道他们的统帅在这火烧眉毛的当口,要做什么。

只见曾国藩挽起袖子,拿起一支狼毫笔,饱蘸浓墨。他铺开一张雪白的宣纸,笔锋落下,却不是写什么军令,也不是画什么阵图。

他只写了三个词。



写完,他放下笔,将那张纸举起来,对着一帐篷愕然的将领,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

“此战胜败,不在城内,不在城外,而在我们自己。从今日起,全军上下,包括我在内,只需严守这三条规矩。”

帐篷里鸦雀无声,只剩下帐外的风雨声。所有人都死死盯着那张纸上的三个词。

他们想不通,在这决定十数万人生死存亡的关头,决定胜负的,不是兵法韬略,不是奇谋诡计,竟然是这三个看似跟打仗八竿子打不着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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