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69年，来我们戈壁滩上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女演员怀了孕，是我干的。
她就跟着整个团被火烧火燎地调走了，连个屁都没留下。
我以为老天爷给了我一个翻篇的机会，让我把这事烂在肚子里，继续当我的先进工人和好丈夫。
可我没想到，十八年后，厂里分给我一个新徒弟，那小子走进车间，冲我怯生生地一笑，我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报应来了...
黄沙。
漫无边际的黄沙。风一刮，整个世界都是土黄色的，呛得人嗓子眼冒烟。
我们红星机械厂，就扎在这片黄沙的肚子里。
说是厂，其实更像个与世隔绝的铁笼子。
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只有我们这几千号穿着蓝色工装的男男女女，守着一堆冒着热气的机器，一天天熬着。
日子过得像车床上的铁屑，一圈一圈，单调，乏味，带着机油味儿。
所以，当厂广播里传出省文工团要来慰问演出的消息时，整个厂区都炸了。
那感觉，比发了一整年猪肉票还让人激动。食堂里打饭的勺子都多给了两片白菜，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哼起了早就忘了调的酸曲儿。
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更是疯了一样。
下了工，把一个月没舍得洗的衬衣泡在盆里，搓得跟要饭的似的。就为了看一眼传说中大城市来的女演员。
她们来的时候，坐着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车斗上蒙着帆布。
车一停稳，帆布掀开，一个个穿着军装，脸蛋白净的女兵跳下来。
我们这帮小子扒在车间窗户上，伸长了脖子看，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沈月华就是在那群人里。
她不是最扎眼的那个，但你一眼就能看见她。别人叽叽喳喳，像一群麻雀，她就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手里抱着个水壶。
她的皮肤在戈壁滩毒太阳的映衬下，白得像瓷器，一双眼睛黑是黑，亮是亮，但总感觉里面藏着点什么，不是我们这种地方该有的东西。
我叫李卫东，是钳工车间的。手艺还行，脑子也算灵光。
演出前一天，他们搭舞台，一个升降道具的绞盘坏了，吱吱嘎嘎地响，就是不动。文工团里负责道具的急得满头大汗，厂里派我去看看。
我就这样走进了后台。
后台乱糟糟的，全是箱子、衣服，还有一股香喷喷的雪花膏味儿。
我蹲在地上，捣鼓那个油腻腻的绞盘，听着那些女演员用我们听不太懂的南方口音说笑。
沈月华就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她好像是崴了脚，一个人坐在木箱上，脱了鞋，轻轻揉着脚踝。
眉头拧着，嘴唇也咬得发白，就是不吭声。那股子倔劲儿，跟我们车间里那些被砂轮崩了手也不吱声的老师傅一个样。
我修好了绞盘，手上全是黑油。鬼使神差地，我没直接走，而是绕到医务室，跟王大夫要了点红花油，又绕了回来。
我走到她跟前，把那瓶红花油递过去。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那双眼睛离得近了，看得更清楚了，里面像蒙着一层雾。
“给我的？”她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
我点点头，嗓子有点干。“抹上，活血。”
她接了过去，说了声“谢谢”。
我的脸一下子就热了。
那几天，我成了后台的常客。一会儿是灯泡坏了，一会儿是音响有杂音，反正总能找到活儿干。
我就在嘈杂和忙乱的缝隙里，跟她说了几句话。
我知道了她家在苏州，小桥流水的那种地方。她不喜欢跳舞，是家里人非让她来的。她说她想上大学，想当个老师。
我跟她吹牛，说我手上造的这些零件，以后能装到飞机大炮上，保家卫国。我说戈壁滩的星星特别亮，又大又低，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
她听着，不怎么说话，但眼睛里的雾好像散了点。
最后一场演出的晚上，气氛特别热烈。厂领导和文工团领导都喝了酒，一个个脸红脖子粗。
演出结束，人群散去。我心里空落落的，知道她们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我一个人走到厂区后面的白杨林。那是厂里唯一有点绿色的地方，是情侣们偷偷约会的地方。
风吹得白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响。
我没想过她会来。
但她真的来了。
她还是穿着那身军装，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我们在黑暗里站着，谁也不说话。周围只有风声和我们俩的心跳声。
“你明天就走了？”我先开的口。
“嗯。”
“以后……还来吗？”
她摇摇头。“不知道。可能再也不来了。”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然后，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我只记得我闻到了她头发上洗发膏的清香味，感觉到了她身体的颤抖。
在那个纪律比天大的年代，在那片与世隔绝的戈被里，我们俩就像两只疯了的野兽，把所有压抑、所有恐惧、所有对未来的迷茫，都发泄在了彼此身上。
那晚没有月亮，一切都发生得迅速、猛烈，又带着一种末日般的绝望。
完事后，我们穿好衣服，隔着一米远站着。
“我走了。”她说。
“嗯。”我应了一声。
她转身就走，没有回头。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心里又胀又空。
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夜晚，一个不会有结果的梦。
梦醒得很快，而且是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
过了没几天，文工团还没走，说是要多待几天，搞个军民联欢。
那天下午，他们在排练新节目，我在车间磨一个零件，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不好了，文工团有人晕倒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丢下手里的活儿就往外跑。
跑到小礼堂，只见一群人围着，沈月华脸色煞白地躺在地上，旁边一个年纪大的女干部正掐她的人中。
她被几个女兵扶着送去了厂医务室。
我没敢跟过去，远远地看着，心揪成了一团。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苍白的脸。我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但又不敢去想。那种恐惧，像无数只蚂蚁在啃我的骨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厂里的大喇叭就响了。不是起床号，是紧急通知。
“省文工团接到上级紧急调动命令，即刻返程，请各单位做好欢送工作。”
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
我疯了一样冲出宿舍，跑到厂门口。那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已经发动了，突突地冒着黑烟。文工团的人正乱哄哄地往车上爬。
我看见沈月华了。
她被昨天那个女干部和一个男领导一左一右地“架”着，几乎是塞进了车厢。她脸色比昨天还难看，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挤到卡车边上，大声喊她的名字：“沈月华！”
车上的人都看着我，像看一个疯子。
她也听到了。她扒着车厢的栏杆，回过头，朝我这边看过来。
就是那一眼。
她的眼神里，有害怕，有绝望，还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东西，像是在求我，又像是在跟我告别。
然后，那个女干部用力把她拽了回去。
卡车开动了，卷起漫天的黄沙，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原地，直到黄沙落定，呛得我直流眼泪。
后来，厂里开始传风言风语。
有人说，那个跳舞最好看的女演员，生活作风有问题，搞大了肚子，被团里紧急带走处理了。
有人说，是跟厂里哪个野小子搞上的，查不出来是谁。
我听着这些话，一个字也不敢说。白天在车间里拼命干活，把手上的零件当成仇人一样锉。晚上回到宿舍，就用被子蒙住头。
我后怕，怕得要死。但怕的深处，又藏着一丝卑劣的解脱。
走了好，走了就没人知道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日子还得往下过。
我把那个夜晚，把沈月华，把她最后那个眼神，全都打包，锁进了心里最深的角落，贴上了封条。
我比以前更拼命地干活，很快就成了车间的技术尖子，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两年后，车间王主任给我介绍了对象。是厂托儿所的保育员，叫张桂芳。
张桂芳长得不怎么好看，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黑，但人很实在，手脚也麻利。第一次见面，她话不多，一直低着头，偶尔抬头看我一眼，脸就红了。
我没什么可挑的。在我们这种地方，能有个女人跟你过日子，就不错了。
我们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就像厂里的温吞水，不冷不热，但能解渴。张桂芳把我照顾得很好，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饭菜总是热乎乎的。她知道我胃不好，就想方设法给我熬小米粥。
再后来，我们有了女儿，叫李婷。
女儿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东西，心里突然被一种陌生的情绪填满了。我成了爹。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和家庭上。我升了老师傅，手底下带了几个徒弟。张桂芳当了托儿所的所长。女儿李婷聪明伶俐，学习很好。
在红星厂，我们家是个人人羡慕的模范家庭。我李卫东，也是个人人称赞的老实人，好丈夫，好父亲。
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
连我自己，都快要忘了。
只是偶尔，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会睡不着。我会走到窗边，看着戈壁滩上那轮清冷的月亮，想起很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一片没有月亮的夜空。
我偷偷藏着一张当年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单，纸都黄脆了。有时候，我会拿出来，手指抚过“领舞：沈月华”那几个字。
我会像个神经病一样计算日期。
如果……如果那个孩子生下来了，是男是女？现在，该有十几岁了吧？
这个念头每次冒出来，就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我心上。我立马就会把它掐死。我不敢想下去。
我想象不出那个孩子的模样，我只知道，我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对我死心塌地的老婆，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不能毁了这一切。
那个翻了篇的故事，就让它永远翻过去吧。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走到了1987年。
厂里也搞起了改革，开始招合同工。
1987年的秋天，戈壁滩的风比往年更冷一些。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带徒弟，车间周主任领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李师傅，给你分个新徒弟，好好带带。”周主任拍了拍那个年轻人的肩膀。
那是个瘦高个的青年，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旧衣服，看着有点局促。他低着头，眼神怯生生的。
“叫高远，”周主任说，“南方来的，家里托了关系，才进来的。”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正准备说几句场面话。
那个叫高远的年轻人抬起了头，冲我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师傅好。”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大锤砸了一下。手里的扳手没拿稳，“哐当”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
周围的机器声、说话声，瞬间都消失了。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脸。
那张脸，还带着稚气，黑瘦黑瘦的，但那眉眼，那鼻子，特别是嘴角倔强地抿起来的样子……
像，太像了。
像得我心里发慌。
“李师傅？李师傅？”周主任叫了我两声。
我回过神来，脸上火辣辣的。“哦，哦，好，小伙子看着挺精神。”我弯腰捡起扳手，手心里全是汗。
我不敢再看他。
那天下午，我魂不守舍。我让他先熟悉车床结构，自己却躲在角落里，用眼角的余光一遍遍地偷看他。
他很认真，拿着说明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对照。他有个习惯，思考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咬嘴唇。
沈月华也这样。
我的心彻底乱了。
十八年了。我以为我已经把那段记忆埋成化石了，可这个叫高远的年轻人一出现，就把那块化石给刨了出来，摔在我面前，摔得粉碎。
我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他。
我借着教技术的名义，跟他聊天。
“高远，听口音，你是江南那边的？”
“嗯，师傅，我家是苏州下面一个县城的。”
苏州。我的心又是一沉。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我妈，还有一个继父，对我挺好的。”他提起家人的时候，眼神很温暖。
“你……跟你妈长得像？”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有点不好意思。“都说我长得像我妈。不过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你妈……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听我继父说，我妈年轻时候好像在文工团待过，会跳舞。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犯了错误，很早就退伍回家了。”
“她……她叫什么名字？”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埋了十八年的名字。
高远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回答了：“我妈叫沈月华。我跟我继父姓，他姓高。”
沈月华。
高远。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车间的房顶都要塌下来了。
我找到了周主任，借口说身体不舒服，请了半天假。
我一个人，又走到了厂区后面的那片白杨林。秋天的白杨树，叶子都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铺了满地。
我蹲在地上，像个傻子一样，用手抓起一把枯叶，又任由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
儿子。
我有儿子了。
我那个只存在于午夜梦回里的、模糊不清的影子，现在有了一个具体的名字，一张活生生的脸。
他就在我的车间里，管我叫师傅。
巨大的喜悦和铺天盖地的愧疚，像两股洪水，在我心里冲撞，要把我整个人撕裂。
我该怎么办？
去认他？
然后呢？告诉张桂芳，我在外面有个私生子？告诉已经上中学的女儿，她有个只比她大几岁的哥哥？
我们这个家就完了。我李卫东在厂里几十年的名声，也就彻底臭了。
不认？
我就这么看着他，管他叫徒弟？看着他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吃苦受累，被人欺负？
我做不到。
那几天，我像活在油锅里。
我对高远格外“关照”。食堂打饭，我把碗里的肉拨给他。他宿舍的暖气不热，我去找后勤闹了一通，逼着他们给修好了。我把我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他。
高远很感激，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亲近。他很聪明，学东西很快，手也稳，是个干钳工的好苗子。
我看着他操作车床时认真的侧脸，看着他休息时拿出泛黄的家信偷偷抹眼三泪，那种陌生的、滚烫的父爱，一次又一次地灼烧着我的心。
我多想跟他说，小子，别怕，有爹在呢。
但我说不出口。
我只能当一个对他“格外好”的师傅。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我的煎熬和他的蒙昧中，一天天过下去。
直到那台德国进口的精密车床出了事。
那是一台宝贝疙瘩，全厂就这么一台，专门加工最核心的零件。
那天晚上，是高远和另一个叫赵老四的老师傅值夜班。
半夜，车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然后就停了。
等我和周主任赶到现场，所有人都傻眼了。车床的一个核心传动轴被卡死了，上面一个比黄金还贵的进口齿轮，崩掉了好几个齿。
这在当年，是天大的事故。
赵老四是厂里的老油条了，一见领导来了，立马指着旁边吓得脸都白了的高远，嚷嚷起来：“主任，不关我的事！是这小子，他非要逞能，不按操作规程来，把转速提得太高，一下就给搞坏了！”
高远嘴唇哆嗦着，想辩解：“不是的，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你个新来的懂个屁！”赵老四打断他，“我让你看着，我去撒泡尿的功夫，你就把天捅了个窟窿！”
高远性格内向，嘴又笨，被赵老四一通抢白，急得脸红脖子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是新来的，又是外地人，无亲无故。赵老四是厂里的老人，跟谁都混得开。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信了赵老四。
厂保卫科连夜介入调查，初步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新工人高远，无视操作规程，野蛮操作，导致重大生产事故，负全部责任。
这个结论，不仅意味着高远要被开除，还可能要背上“破坏生产”的罪名，档案上会记上这浓重的一笔。
他这辈子，就算毁了。
第二天上午，厂领导就这件事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
厂长、书记、保卫科长、车间主任，几个厂里的头头脑脑都板着脸。
我也被叫去列席，因为我是高远的师傅。
保卫科长先发言，把调查的“事实”说了一遍，把责任说得板上钉钉，全都推到了高远身上。
车间周主任为了不担责任，也跟着附和，说年轻人就是靠不住，做事毛躁，辜负了厂里的培养。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给高远定罪，手在桌子底下攥成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我知道高远。这小子学技术比谁都踏实，我跟他说过的每一个注意事项，他都拿个小本子记下来。他绝不是那种会野蛮操作的人。
凭我二十年的经验，这事有蹊跷。那台车床我最熟，八成是设备老化，加上赵老四那种老油条平时保养不上心，早就有了隐患，正好赶在高远当班的时候爆发了。
但这是我的猜测，我没有证据。
我要是想保高远，就等于要跟赵老四撕破脸，要质疑保卫科的结论，要让车间主任下不来台。
我是在跟所有人作对。
我心里天人交战。
一边是我的前途，我的家庭，我安稳了十几年的生活。
另一边，是那个眼神里带着倔强和无辜的年轻人。
厂长用手指敲着桌子，环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语气严肃地问：“李卫东，你是高远的师傅，对他最了解。你也说说吧，这个年轻人到底怎么样？这件事性质恶劣，我们必须尽快拿出处理意见，给全厂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