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6年夏天，一张清华大学的红色通知书像块滚烫的石头，砸进了我们周家平静的水塘。
为了凑齐那笔天价学费，我那在镇上发了财的二伯当众嘲讽，说穷人读书是白日做梦。
一直不吭声的小叔周建德，却默默拿出了给他儿子周勇娶媳妇的全部家当。
十五年后，我开着车荣归故里，在全村亲戚面前摆下宴席，只为报答这份恩情...
1996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连村口的狗都耷拉着舌头，一动不动地趴在槐树荫下。
空气里混着干裂的泥土味、牲口粪便的骚味，还有远处稻田里飘来的、半生不熟的禾苗气息。
村里的邮递员老李，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颠簸着冲进我们周家庄。
他的嗓门像个破锣，远远就扯着喊：“周望！周望的信！大学的！”
我正跟父亲在屋后那片自留地里给棉花打杈。
听到喊声，我脑子“嗡”的一下，手里的活计一扔，赤着脚就往村口飞奔。
滚烫的土路烫得我脚底板生疼，但我顾不上，心里好像有团火在烧。
父亲跟在我后面，跑得气喘吁吁。
老李把一封大红色的信封递给我，信封的烫金大字在太阳下晃得人眼晕——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爹周继成，一个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哆哆嗦嗦地接了过去。他没敢拆，只是翻来覆去地看，嘴唇都在抖。
我娘闻声从屋里跑出来，围着那封信，眼泪先下来了。
“老周家的祖坟，这是冒青烟了！”邻居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羡慕的、恭喜的，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吵得我耳朵疼。
那一天，我们家成了全村的焦点。
我爹把那封信放在堂屋最正中的八仙桌上，底下还垫了一块崭新的红布。他挺直了半辈子都没怎么直过的腰杆，一遍遍给人递烟，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菊花。
喜悦的浪头还没过去，冰冷的现实就拍了过来。
晚上，油灯昏黄的光下，我爹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薄薄的纸。是学费和住宿费的清单。
上面的数字，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把我们一家人浇了个透心凉。
六千块。
我爹的笑容僵在脸上，他把那张纸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好像想从上面看出个窟窿来。我娘的哭声又起来了，但这次不是高兴，是压抑的、绝望的抽泣。
六'千块，对于96年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一年的收成，刨去吃喝和来年的种子化肥，能剩下几百块钱就算丰年了。
“把……把那头牛卖了吧。”半晌，我爹沙哑着嗓子说。
那头老黄牛，是家里的半个劳力，是我爹的命根子。
我娘哭着摇头：“牛卖了，地咋种？你这身子骨……”
“地可以租出去，或者我多出点力气。”我爹把烟袋锅在桌腿上磕了磕，“娃儿的前程要紧。”
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昏黄灯光下父母愁苦的脸，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喘不过气。那封红色的通知书，此刻看上去无比刺眼，像是在嘲笑我们家的贫穷。
第二天，我考上清华的消息，伴随着我们家凑不齐学费的窘境，传遍了整个村子，甚至传到了镇上。
亲戚们陆陆续续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说着一些不咸不淡的安慰话。
就在这时，一辆半旧的解放牌小货车“嘎”一声，带着一股嚣张的劲头停在了院子外面。车门打开，我二伯周富源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
二伯是村里最早出去倒腾建材发家的人，镇上的“万元户”，在我们这些穷亲戚面前，总是带着一股高人一等的派头。
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白衬衫，底下是条西裤，脚上的黑皮鞋沾了点灰，但依然油光锃亮。
他走进院子，院里的人自动给他让开一条路。
他扫了一眼桌上的通知书，又瞥了一眼我愁眉苦脸的爹娘，从兜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慢悠悠地吐出个烟圈。
“哟，大学生啊？了不起！”他皮笑肉不笑地开口，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可这书是金子做的？要花这么多钱？”
他转向我爹，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我说老三，你可别犯糊涂。他一个泥腿子，就算读了清华出来，能咋样？在北京城里没门路没关系，毕业了还不是给人打工？能有几个出息？”
他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我：“听二伯一句劝，别去读了。跟我去镇上工地上搬砖，我给他开一天十五块，一个月下来四百多块，不比你种地强？干个两年，钱攒够了，在村里盖个新房，娶个媳妇，这日子不就过起来了？穷人就该有穷人的活法，读什么书，净做些不着边际的梦！”
院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我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娘把头埋得更低了，肩膀一耸一耸的。
周围的亲戚们开始窃窃私语，不少人脸上露出“说得有理”的表情。在他们看来，看得见摸得着的钱，远比一个虚无缥缈的“大学生”身份来得实在。
我站在那里，感觉全村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屈辱、愤怒、无力，各种情绪在我胸口翻腾，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肉里，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是一部分“事实”，我们家确实穷得叮当响。
二伯的儿子，我堂哥周浩，跟在他爹屁股后面，一脸的得意和轻蔑。他和我同龄，早早辍了学，仗着他爹有钱，在镇上游手好闲。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里，一个身影站了起来。
是我小叔，周建德。
小叔一直蹲在院子角落的墙根下，一声不响地抽着他的旱烟。
他和我爹是亲兄弟，却和我二伯是两种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忠厚老实，话不多，一年到头都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他站起来，把烟锅头在自己的布鞋底上“梆梆”磕了两下，把烟灰磕干净。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转身走进了我家的里屋。
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过了没一会儿，小叔又从里屋出来了。他手里捧着一个东西，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包裹着，里三层外三层。
他走到院子中央，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个布包放在八仙桌上，然后一层，一层地揭开。
所有人的呼吸都屏住了。
布包里，是钱。
一沓沓的钱，大部分是十块的“大团结”，还有很多一块、两块、五块的零钱，甚至还有成卷的毛票。那些钱被码得整整齐齐，带着一股子汗渍和泥土的味道。
“哥，”小叔抬起头，看着我爹，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眼神异常坚定。他把那包钱推到我爹面前，嗓音沙哑但充满了力量，“让望娃去！”
“这……建德，这使不得！”我爹慌了，想把钱推回去。
“拿着！”
小叔的手像铁钳一样按住我爹的手，“这是我给阿勇攒着娶媳妇的钱，一共是六千三百二十一块五毛。媳妇可以晚两年再娶，望娃的前程不能耽误！他是我们老周家第一个大学生，是考上清华的状元！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供出去！”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小叔的举动惊呆了。我看着桌上那堆钱，每一张都仿佛能看到小叔和小婶在田里弯腰的背影，能闻到堂哥周勇在工地上流下的汗水味。我的眼睛瞬间就模糊了。
“疯了，真是疯了！”二伯周富源撇了撇嘴，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用皮鞋碾了碾，“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读书梦，连儿子的婚事都不要了。行，周建德，你有种！我等着看，看你们将来怎么后悔！”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拉着他儿子周浩，在一片寂静中，发动他的小货车，突突突地走了。
二伯走后，一直站在小叔身后的堂哥周勇走了过来。他比我大三岁，性格像小叔，憨厚，不爱说话。他走到我面前，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牙，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望，好好读。”他咧着嘴笑，“哥等你回来！”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决堤而下。
我揣着那包用全家人的希望和堂哥的幸福换来的钱，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
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拥挤不堪。我把那个装着钱的布包缝在内衣里，紧紧贴着胸口，一路都不敢睡踏实。
到了北京，我才第一次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高楼大排，车水马龙，和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完全是两个世界。
清华园更是大得超乎想象。走在校园里，看着身边那些穿着时髦、谈吐自信的同学，我心里充满了自卑。
他们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东西，穿着我见都没见过的牌子。而我，全身上下最体面的一件衣服，还是我娘用缝纫机给我新做的布褂子。
我用最快的速度交了学费，剩下的钱，我一分一分地算着花。
学校食堂里，我永远只打最便宜的素菜和免费的汤。
当同学们周末去看电影、去逛街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像一头饥饿的狼，疯狂地吞噬着知识。
我知道，我没有退路。我身后，是父母苍老的脸，是小叔紧锁的眉头，是堂哥被推迟的婚事。
为了赚生活费，我开始找各种兼职。
发过传单，在餐馆里洗过盘子，甚至跟学校的建筑队去工地上扛过水泥。一个周末，我累得在宿舍里躺了一天，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舍友看我脸色不对，给我打了一份红烧肉。那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吃到肉。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把舍友吓了一跳。
寒暑假，我几乎不回家。路费太贵了，更重要的是，我想留在北京打工。
第一年暑假，我做了两个月的家教，又在工地干了一个月，挣了一千多块钱。我留下二百当生活费，剩下的一千块，第一时间寄回了家，指明是给小叔的。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小叔的退款和一封信。汇款单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信纸是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纸，上面是小叔歪歪扭扭的字：
“望娃，钱收到了，但叔不能要。你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要吃好点，别亏待自己。家里一切都好，不用你操心。你只要好好学习，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
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是堂哥周勇的笔迹：
“弟，别寄钱了，哥在广东打工，也能挣钱。你放心。”
我捏着那封信，在宿舍的阳台上站了很久。北京的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大学四年，我像上了发条的陀螺，不敢有丝毫懈怠。我拿了学校最高额的奖学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毕业时，我被保送本校读研。
这期间，家里的消息断断续续通过书信传来。
小叔最终还是没能按时给堂哥周勇娶上媳妇。原来的那家姑娘，等不及，嫁给了别人。
后来，堂哥经人介绍，娶了邻村一个姑娘，姑娘人很好，没要多少彩礼，婚后两人就一起去了南方打工。
二伯周富源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大，听说在县城里买了楼房，成了我们那一带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儿子周浩，仗着他爹的钱，换了好几份工作，没一个干得长久的，整天在外面跟一群人瞎混。
研究生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国内顶尖的互联网公司。那时候，互联网正处在爆发的前夜。
我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住在公司附近租的地下室里，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写代码。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那股劲从1996年那个夏天，在我二伯说“穷人读什么书”的时候，就种下了。
我不要再被人看不起，我不要我的家人再因为钱而愁眉苦脸。
我玩命地工作，学习。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就工作十六个小时。公司的项目一个接一个，我几乎没有休息日。同事们都叫我“拼命三郎”。
几年时间，我从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做到了项目组长，再到部门总监。我的薪水水涨船高，我在北京买了房，有了自己的车。
生活好了，我每年都坚持给小叔家寄钱，从几千到几万。但每一次，钱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小叔的信也总是那几句，家里够用，让我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小叔是在维护我的尊严，也是在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在他心里，当年的付出，不求任何回报。
可我心里那个结，越系越紧。
2010年，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离开公司，创办了我们自己的科技公司。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公司发展得很快。到了2011年，我的身家已经是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数字。
这一年，距离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整整过去了十五年。
我觉得，是时候回去了。
我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A6，这车在一线城市里不算扎眼，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已经足够引人注目。
车子下了高速，驶上熟悉的县道，窗外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路宽了，楼高了，但空气里那股熟悉的泥土气息，一点没变。
车开进村子，立刻引起了轰动。村里已经修了水泥路，但大部分人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我的车在尘土飞扬中，缓缓停在了自家那座翻新过的瓦房前。
父母早就在门口等着了，他们老了好多，头发白了大半。
看到我从车上下来，我娘的眼泪又下来了，我爹还是老样子，只是不停地搓着手，咧着嘴笑。
在家陪了父母一天，第二天，我从车后备箱里，搬出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去了小叔家。
小叔家还是那座老旧的土坯房，只是院墙重新用红砖砌了一下。
我到的时候，小叔正坐在院里的那棵老槐树下，编着竹筐。他的背更驼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但眼神依旧清亮。
“小叔！”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绽开了笑容：“望娃？你回来了！”
小婶和堂哥周勇两口子也从屋里迎了出来。堂哥比以前更黑更壮实了，他媳妇是个朴实的农村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怯生生地看着我。
“快，快进屋坐！”小叔热情地招呼着，小婶赶忙去给我倒水。
我把礼物递过去，有给小叔小婶买的保健品和衣服，有给堂哥两口子的手机，还有给小侄子的玩具和一沓厚厚的红包。
小叔看到红包，脸又板了起来：“望娃，你这是干啥？人回来就好，带这些东西干啥？钱拿回去！”
“小叔，这次你可不能再退了。”我笑着把红包塞到小侄子怀里，“这是我这个当叔叔的，给娃的见面礼，你再退，我可就生气了。”
一家人推让了半天，最后总算收下了。
我在小叔家坐了一下午，聊着这些年的经历。我只捡好的说，说我在北京工作顺利，生活很好。小叔和小婶听着，不住地点头，脸上满是欣慰。
我回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周家庄，甚至传到了县城。
我放出话去，说要在县里最好的饭店“福满楼”，摆几桌酒席，请所有的亲戚们都来热闹热闹。
摆酒那天，福满楼门口停满了各种摩托车和三轮车，我的那辆奥迪停在最前面，格外显眼。
亲戚们陆陆续续都到了，一个个脸上都堆着热情的笑，嘴里说着各种恭维的话。
“望娃出息了，真是光宗耀祖啊！”
“还是读书有用，看看人家阿望！”
我笑着一一回应，给长辈们发烟。
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了饭店门口。车门打开，二伯周富源和他儿子周浩下来了。
十五年过去，二伯也老了，但那股子派头还在。他挺着个啤酒肚，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我听说，这些年他的建材生意被几个后起之秀挤兑得厉害，已经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亲戚里，他依然觉得自己是最有钱的那个。
他看到我，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嫉妒，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酸味。
“哟，这不是我们周家的大学生嘛，回来了？”他阴阳怪气地开口，“开着小轿车，穿着名牌，就是不一样了哈！不知道还认不认我们这些穷亲戚咯？”
我笑了笑，走上前去，递给他一支中华：“二伯，说的哪里话，快里面请。”
周浩跟在他爹身后，低着头，不敢看我。他现在县城一个厂里上班，据说日子过得紧巴巴，前两年娶了个媳妇，没多久又离了。
饭局开始，气氛很是微妙。
大家嘴上吃着喝着，但眼睛的余光，总是在我、小叔和二伯之间来回瞟。
所有人都知道当年的事，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荣归故里”的清华大学生，要怎么“报答”小叔，又会怎么“面对”二伯。
二伯坐在主桌，离我不远。他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开始大谈他在县城的生意经，吹嘘他认识哪个局长，哪个老板。但所有人都心不在焉，频频向我这边看过来。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我觉得，时机到了。
我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整个嘈杂的包厢，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先是敬了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然后，我端着酒杯，转过身，面向小叔周建德和堂哥周勇。
我没有说话，而是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小叔和小婶慌忙站起来，想扶我：“望娃，你这是干啥？使不得，使不得！”
我直起身子，看着小叔那张淳朴又惶恐的脸，开口说道：“小叔，小婶，大家。今天请所有亲戚来，主要是想当着大家的面，办一件事。”
“十五年前，我能去北京上大学，能有今天，全靠小叔和小婶，拿出了给我勇哥娶亲的救命钱。这份恩情，比天大，比海深，我周望记了一辈子。”
我的声音在安静的包厢里回荡。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都在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二伯周富源靠在椅子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在他看来，报恩嘛，无非就是钱。
他甚至已经想象出我掏出一张银行卡或者一沓现金，塞到小叔手里的场景。庸俗，但直接。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停在二伯周富源那张写满“不过如此”的脸上，然后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
“钱，还不清这份恩。我今天回来，第一件事，是要把当年耽误我勇哥的婚事，补回来。”
话音一落，全场哗然！
“补婚事？怎么补？”
“难不成要再给勇子说个媳妇？”
“瞎说啥呢，勇子媳妇不就在那坐着嘛！”
亲戚们议论纷纷。堂哥周勇和他媳妇也一脸茫然地站着，手足无措。
我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而是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两份文件，走过去，亲手递到堂哥周勇的手里。
“勇哥，你看看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