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囚禁后，两儿子死于非命，张家亲人：于凤至做母亲很失职

1937年深冬，太平湖畔白雪皑皑，19岁的张闾玗挥拍疾走，球落网角，引来满场喝彩。看台上，张学良抿着嘴笑，却难掩眼底的阴霾——他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囚禁。

西安事变的风波尚未散去，3月，张学良随蒋介石南下，自此被关进一间又一间新设的“寓所”：南京、溪口、蒋宅旁的梅园新村，直至1949年冬被移往台湾。囚笼没有铁栏，却有无形的禁锢，长达五十四年。

最初陪他踏上这条崎岖路的，是结发妻子于凤至。两人同岁，又同是官宦人家出身。少年相识，青年成婚，军装与长裙在奉天城里曾配合得堪称佳话。然而，命运并未给这对伴侣太多温情。

1940年春，陪夫驻重庆的于凤至被诊断为乳腺癌。彼时抗战正紧，专科医生、麻醉药紧缺，上海、成都都束手无策。张学良再三权衡，劝道：“去美国，保命要紧。”这一去，夫妻天各一方。

手术顺利，病情缓解，她没有选择安心疗养，而是辗转华盛顿、纽约、旧金山，请愿、募签、写公开信，希望把“少帅”从幽禁里捞出来。旗袍换成呢子外套，嗓音一天天沙哑。这一切，台湾方面早已看在眼里。

蒋介石不愿被逼宫。张群与宋美龄私下协商：若不斩断夫妻名义，舆论难息；若不让赵一荻转正，幽禁也难以“人道管理”。1964年，张群横跨太平洋，敲响了曼哈顿公寓的门，递上一份解除婚约文书。于凤至垂眼看字，轻声问：“真是他愿意？”张群低头答：“他别无选择。”房间顷刻沉寂。

理由极为堂皇——“基督徒必须与基督徒结缔圣婚”。原来，宋美龄早让赵一荻陪着张学良受洗，顺势在宗教层面筑起藩篱。于凤至考虑利害，签了字。七月，文件飘到台北，随即一场秘密婚礼为赵一荻披上了白纱。她转身，成为官方认可的“张夫人”。

于凤至退场，唯一的支撑便是四名子女。可厄运偏爱旧家族，接踵而至。

大儿子张闾珣，1917年生，自幼聪慧。少年赴柏林求学，赶上二战炮火。1939年伦敦大轰炸，他在防空洞里听着炸弹尖啸，神经受创，此后常整夜惊叫。多年病痛，创口反复化脓，1986年秋于洛杉矶病故，六十九岁，终身未娶。

次子张闾玗，1918年生，眉眼都像父亲。天生运动员，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他与汉卿父子对决，球未落地已掌声雷动。“小少帅”名号传遍北平。可到了美国，他迷上香烟，烟雾缭绕中，肺气肿愈发顽固，1981年猝然病逝，终年六十三。

三女儿张闾瑛，1921年生。父亲被囚时，她与青年才子陶鹏飞情投意合。她写信，“阿爹，能否准我出阁？”书信石沉大海。1941年，母亲替她主持婚礼，地点在纽约。婚后柴米油盐，虽清贫却相守。她见证了母亲的沉默与辛酸。

第四胎男婴张闾纬，一岁不到，夭折于疾病。家书里，于凤至只敢写一句“又折一子”，不忍多言。张学良读后，默默把信纸折好，长叹。

儿子们接连离世，女儿远在大洋彼岸，昔日张府的亲戚却把矛头对准了这位独自支撑家的女主人。有人冷言：做母亲的没看好孩子。可在长期的异乡漂泊和巨额医药费前，她能倚仗的，仅有那一点点祖产和自己翻译缮写的微薄稿费。

1990年，张群为张学良九十华诞设宴，实则宣告解除管制。旧友重逢的热闹背后，是半世纪光阴的代价。获准出境后，张学良走进长岛静街的一幢红砖屋，客厅正中放着一张遗像，于凤至已于1989年病逝。昔日高挑的身影，静静躺在康奈迪克郊外的墓园，墓碑刻着“凤至·张”，旁边空出一格。

少帅在墓前立足，没人听见他喃喃了些什么。随后他飞往夏威夷，与陪伴自己幽禁岁月的赵一荻定居檀香山。2001年，101岁的张学良谢世，遗愿是与“世钧”，也就是赵一荻，合葬钻石山脚。那块为他预留的空穴，只留下冬雪吹进的回声。

如果说于凤至“失职”，那更像是外界的苛责。巨变年代，家国风雨飘摇，再硬的肩膀也会疲惫。她用半生奔忙换来一线希望，终究未能护住两个儿子的生命，却保住了张家仅存的血脉。历史的卷轴掀过去，留给后人的是黯然，也是叹惋；留给当事人的，唯有无尽的沉默和自问——“倘若时局不同，结局是否会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