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共九大上，毛主席问：放牛娃来了没有？他得知后火速来京

1965年仲夏的一个傍晚，浙江嘉兴平湖县的稻田边传来阵阵蛙声。当地干部领着几位外地来考察的同志蹲在田埂上聊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生产队长突然拍了拍裤腿，说：“俺们这里的好光景，是当年那个放牛娃打出来的。”那句话在场人都听得云里雾里，却格外带劲。谁是放牛娃？为什么偏偏在浙东留下这么浓重的一笔？四年后，一句“放牛娃来了没有”从首都大会堂里传出，所有谜底被拉回到全国面前。

故事要往前翻到1913年。江西永新的偏僻山村里，谭家迎来一个瘦小男孩，取名启龙。家境太苦，佃租压得人喘不过气。三岁那年父亲去世，十岁那年母亲被地主家丁踹倒在地，口吐鲜血。坊间传说，那晚小谭抱着母亲嚎啕，天底下最怕的仇恨就此埋下。为了糊口，他给地主放牛，也从此背上“放牛娃”这三个字。

1928年冬，红军队伍踏着山路穿进永新。少年谭启龙抛下牛鞭，自觉跟上。从此名字写进湘赣边界特委的新名单。枪林弹雨里，他学会拼刺刀，也学会写入党申请书。1933年夏天，因作风果敢，被推为湘赣省少先总队长，随后赴瑞金马列学院高级班深造。恰在那次学习班上，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那天夜里，毛主席把十几个身穿灰布衣的学员招进小礼堂，拉家常似地谈起苏区斗争。轮到谭启龙发言，他才站起，鼻尖一酸，“家里没人了，都死了。”毛主席听完，合上笔记本，拍了拍他的肩膀：“放牛娃也是雇农，闹革命更有底气，要闯出条路来嘛！”从此，“放牛娃”三个字，成了领袖对他的记忆，也成了谭启龙的某种勋章。

长征时期，大部队北上。谭启龙奉命留下，加入留守部队打三年游击。他们在湘赣粤交界翻山越岭，饥寒不退阵。抗战爆发后，这支游击武装整编为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时，27岁的谭启龙随部队突围，他对人回忆那一夜：“枪声像炒豆，天都被烧红。”

1942年，新四军面临新的任务。苏南“清乡”风声鹤唳，华中前线吃紧，指挥部决定分兵东进。谭启龙带着几百号人，从溧阳一路摸进浙西，再越过富春江，进入四明山。那里既有日伪据点，也有摇摆不定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情况乱麻一团。“浙东得有人镇得住。”上级临别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这样，放牛娃挑起了闯江东的大梁。

山区初起步，弹药匮乏，米盐更缺。谭启龙拉着战士同老百姓一起种地、纺布，用竹排从舟山群岛倒运海盐，见缝插针地打小仗、筹枪支、建交通站。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四明山根据地已连成甬绍慈、浙南、皖南三片，人口逾四百万，部队发展到二万五千人，名列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林。当地农人说：“没有谭书记，就没有浙东的天。”

胜利的炮声还在远处回荡，国共矛盾已见分水岭。1947年夏，浙东纵队拔营北撤，纵横闽浙赣。1949年5月，华东野战军大军东渡长江，攻克杭州。翻开花名册，浙东纵队首任司令员与政委：粟裕、谭启龙，依旧并列。江南烟雨里，放牛娃已是36岁的开国少将，“浙江省委书记”的名号声震江南坊间。

1952年初冬，毛主席从杭州返回北京前夕专门抽空约见谭启龙。西子湖畔，两人隔着竹椅笑谈往事。毛主席打量着眼前高挑干练的中年人：“放牛娃，如今你肩头可不轻喽！”谭启龙憨厚一笑：“主席放心，浙东老百姓吃过苦，不能再吃第二次。”这句朴素的话，后被传为佳话。

时间来到1969年4月1日，九大正式开幕。大会堂座椅密密匝匝，天安门广场的春风依旧透着凉意。毛主席举目寻人，突然问出那一句：“放牛娃来了没有？”场内随行人员互望——名单里竟没看到“谭启龙”三个字。主席沉了口气：“派人去，把他接来！”身边卫士当即起身，电报机深夜嗡鸣。宁波军区值班参谋接电时差点没听清，只记得电码里两字紧急。

4月3日凌晨一点半，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谭启龙衣襟还沾着沿海的腥风，顾不上更换，脚步匆匆赶进会场。主席看到他，抬手示意。“报告，放牛娃报到！”这一嗓子，把台下几位老同志唤得直乐。随后的选举中，谭启龙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有人好奇，主席何以如此牵挂？答案其实简单：在浙江那几年，他把根据地捧在手心，也把老百姓的饭碗抓得死死的。中央多次调研，文件里一项数据醒目——湖州、嘉兴等地亩产同期增幅列华东第一。毛主席对下情极敏感，这样的干部，自然要留在身边。

九大闭幕后，谭启龙返回浙江，又先后到山东、四川等地任职。1974年，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开工关键期，他每天转高炉工地十几公里，脚底磨出水泡。有人劝他歇歇，他摆摆手：“我就是放牛娃，多走几步没啥。”一句轻巧话，工人们记得牢。

1986年3月21日，谭启龙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噩耗传到浙东四明山，乡亲们自发挂起白灯笼。老生产队长斟了一杯米酒，朝山那边轻轻摆手：“放牛娃，牛群都赶上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