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萧三被批准回国，见到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毛：不合适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延安城外风沙劲吹，枯黄的羊肠土路上忽然出现一辆苏制大卡车。车刚停稳，后厢帆布掀起，一位个头不高、穿长呢大衣的中年人翻身落地，脚跟在石子上溅出尘土。岗哨只来得及看清他脸上掩不住的笑意，便听见他低声嘟囔：“总算回来了。”

那人叫萧三，湖南人，生于一八九六年。此刻距离他离开祖国整整十九年。卡车直接驶向枣园，拐过土坡便能看见一排窑洞，门口站着的正是毛泽东。毛挥手招呼，语气里掩不住惊喜：“回来了！好！”简短两字，胜过千言。

当天夜里，杨家岭的土炕上摆了四盘小菜、一壶白开水。没有繁文缛节，两位老同学边嚼榆钱菜边追忆往昔。酒过三巡，萧三忽然说：“主席，给我匹马吧，我要到前线采写。”话音刚落，毛泽东放下碗筷，摇了摇头：“这事不合适。”

一句“不合适”并非推托。那年头战事吃紧，边区骡马奇缺，中央机关分到的也都是公家公共财产，稍有闪失便是损失。沉吟片刻，毛泽东补充道：“用得着时，先把我的小青马借你。”

有意思的是，萧三和毛泽东并非在革命年代才相识。时间拨回一九零九年，湖南湘乡东山高小。萧三出身书香之家，家境殷实；毛泽东来自韶山冲，衣衫朴素。两个性格倔强的少年，因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结缘。当年毛想借书，萧三端出一副对子考校，摆足“富家公子哥”架子。毛略一思索，对得工整洒脱，从此赢得了对方的尊敬。多年以后，萧三回忆那次交锋，仍觉脸红——正是那一刻，他发现面前这个质朴的同窗胸中自有丘壑。

进了长沙一师，两人又做了学长学弟。新民学会的灯火下，他们捧读《天演论》，夜谈中国出路。有人说，那时的萧三更像个诗人，而毛泽东早已把“改造旧中国”写进了日记。不久，命运把两人推向截然不同的轨道：毛留在国内组织工农运动，萧三漂洋过海去法国勤工俭学。

巴黎的卧室狭小潮湿，萧三的桌上却摞满了俄文课本和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一九二二年，他在胡志明引荐下加入法国共产党，旋即转为中共党员。随后前往莫斯科，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又受邀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刊。他用诗歌和散文，把远在秦岭之间的红军故事译成多国语言；在莫斯科，他常提起“润之”这个旧日兄弟，连高尔基都打听过“那位湖南农家子”如今怎样了。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多次电召海外同志归队。萧三却因国际交通阻断辗转新疆、兰州，最终在四月抵达陕北。一路颠簸，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国外同志眼中的中国革命现状写清楚，让世界听见延安的声音。

抵达第三天，组织安排他负责西北文协和《新诗歌》月刊。陕北的夜晚漆黑，他支着煤油灯写稿，外面的土狗偶尔吠两声。稿子寄往前线，寄往莫斯科，也寄到重庆的地下报纸。不得不说，他的笔，比马蹄还快。

至于那匹“借来”的小青马，延安人记忆犹新：个头不高，却能日行数十里。萧三曾骑它去肤施、去绥德，访战士、听陕北信天游。归来总带满囊歌谣，把最质朴的旋律写进诗里。四处流传的《延河之歌》便是在马背上初成稿。

时间又翻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大军扑向延安，中央机关西渡黄河，继续转战陕北。仓促之间，小青马仍紧跟毛泽东。萧三随队南下，每到宿营地便用火堆烤干被雨水打湿的日记本。那本日记后来扩充为《延安纪实》，成为海外了解解放区的重要文本。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出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行李箱里始终放着那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手稿。书稿一九四九年底面世，不到三个月便再版，随后德、英、日多种译本相继出版。毛泽东阅后批示：“如实生动，可作青年读本。”

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萧三病逝北京，终年八十七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本斑驳的《世界英雄豪杰传》，扉页上还有墨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落款日期，一九一零年。翻到书末，一角夹着一张早已褪色的照片：东山高小的操场，两位少年并肩而立，其一笑意腼腆，其一眼神倔强。

人走，马嘶声亦远去；而炊烟里的窑洞、延河畔的歌声、书页上的墨香，始终保留了那段兄弟情谊最清晰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