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检察官说，阮小芳的尸体被发现时，左手紧紧攥着一块蓝格子手帕。
司法鉴定报告显示，上面有我的DNA。
我知道，我百口莫辩了。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块手帕，是阮小芳为了查找真凶留下的。
1.
1997年9月30日，是我在道格县看守所的第三十三天。
“姓名？”
“张海军。”
“职业？”
“货车驾驶学徒。”
“你是否认识阮小芳？”
“认识。”那时我暗恋了整个青春的姑娘，今年刚考上奎城大学。
“你是否认为你犯罪了？”
“我没有！劳丽，劳丽她是撒谎的！！”我全身颤栗，铐着的双手紧紧握着，指尖发白，一眨不眨地盯着女检察官。
“那你把事发经过讲一讲。”女检察官冷冷地看着我，像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
“好的。那天，我和师父王志海准备从奎城运送一车货到善城。走之前，阮小芳打我电话说，她现在在奎城大学，想乘我们车回家。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接上了她。大概在下午三点，到了我们村下面那条省道。我跟师父说，让他稍微等等，我送阮小芳一段。我们走上山路时，远远看见劳丽在他们家红薯地里，好像是在挖红薯。我害怕师父等的太久，所以只送了一两百米就返回了。”
“有没有看到其他人？”
“其他人？”我低下头，默默地把那天下午的情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两遍，“没有。”
“你确定？”
“确定没有。”
“这是省公安厅的鉴定报告。”检察官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文件，“啪”的一声拍在桌上。
“阮小芳死亡时，左手紧紧攥着这张手帕。鉴定报告证实，手帕上有你的DNA。”
手帕？DNA?
女检察官这一拍，吓得我一哆嗦。马上想起，我随手把手帕递给阮小芳的那一幕。
检察官冷冷地拿起那份报告，隔着铁栏“哗”、“哗”、“哗”，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
报告上有张手帕照片，不是很清晰，皱巴巴的，中间好像有两三根细线。
手帕确实是我的。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声音像刀子割在我耳膜上一样。
“我……我……那天她说有汗，问我借手帕……但是她忘了还我……”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无论我怎么解释，女检察官总是冰雕一样，冷冷地看着我，嘴角挂出嘲讽的表情。
“你和劳丽是什么关系？”
“就是普通村民……”我嗫嚅着。
“有没有矛盾？”
“没……没有。”
“那么为什么劳丽说那天下午她确实在红薯地里，但是没看见你，也没看见阮小芳？”
“……”我低下头，长久无语。
“你有没有向阮小芳表白过？”
“也……也没有。”
检察官眉毛轻轻一挑，嘴角撇了撇，拿起审讯桌上的材料，按响了墙上的电铃。
不一会儿，管教将我提出审讯室。
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合拢，劳丽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2.
被押解回号房后，我一言不发，失魂落魄地枯坐在床上。
我是最后一个接触阮小芳的人，劳丽说她没有看见阮小芳，阮小芳死时紧紧握着我的手帕——那我还有什么希望？
在这里，我只有一个朋友，他叫胡九，是个诈骗犯，五十多了，经常有事没事和我讨论案子。
胡九瞟了我一眼，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在我身边坐下，小声问道：“怎么啦？”
我不自觉地身体一僵，断断续续地讲了今天审讯的经过。其他人假装干着活儿，但全都在竖着耳朵听。
我们监室的老大是个抢劫犯，牛高马大，脸上有一个又长又粗的刀疤，名叫袁望，大家平常都叫他望哥，手下好几个兄弟。在这个监室里，没有人不怕他。
望哥庞大的身影笼罩过来，遮住了号房里唯一那盏昏黄的灯，脸上的刀疤在扭曲的光线里像一条蠕动的蜈蚣。
“23，路已经走到尽头。”望哥开口道，声音不高，却让整个号房瞬间静得能听见灰尘飘落的声音。“自己写个事情经过，争取宽大处理！！”
“可是……可是……我真的没杀人，我为什么要承认不是我犯的事……”我低下头，声音越来越低。
“不承认？想想你的师父，你是想让他和你一起死？”袁望重重地拍了一下我肩膀，目光冷冷地看着我。
“如果你把责任全都揽过来，还可以争取坦白从宽，不一定死。如果你不承认，你们俩都死定了！！”望哥嘴角咧出残酷的笑容。
“如果你不承认，只要你还在这里，剩下的日子你不会好过！如果写好了，我会罩着你。”
想到师父，我沉默了。没有我，阮小芳是谁他都不知道，怎么会惹上这一场官司？
自从跟着他，虽然没日没夜，还经常挨骂，但是扪心自问，但凡有一口吃的，他从没有落下我，骂我的那些，是在用他的方式教我经验。
看看望哥那山一样的身躯，再看看周围这些人，这里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亲人？谁会来帮我？哪怕一句温暖的问候？
反正是死，何必还拉师父下水？
反正是死，至少在剩下的日子里，望哥他们不会欺负我。
可是，可是我要怎么写这个事情经过，才能把师父撇开？我抬头看看望哥。
“我求求你，望哥。只要你能把师父摘出去，我怎么都行。可是我没杀人，真的不知道怎么交代，我真的不会写……”
“我倒有个法子，我帮你写，然后你再抄一遍，可以把你师父摘出去。”胡九看了我一眼，又躬身看了看望哥。
“行，只要你能把师父摘出去。”我咬咬牙。
“胡九，你先写好，让他抄一遍。”望哥顿了顿，不容置疑地说道。
胡九像得到圣旨，立刻匍匐到墙角，不一会儿就写好了，拿来大家看。
胡九写的是一份《宽大处理请求书》，我仔细地看了看，感觉哪里不对劲，怎么会这么详细呢？
我用尼龙口袋套住阮小芳？还准备了避孕套，用尼龙口袋把阮小芳口鼻捂住闷死，还用柴草掩盖尸体？
这要是说他当时就在现场我都信。
正想着，望哥一拍我肩膀，吓我一个趔趄，“想啥呢？赶快抄，兄弟们在帮你想办法，你还东想西想，是不是认为我们在害你？小七，你们过来！”
我偷偷地瞄了瞄望哥他的那帮手下。
心一横，他妈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笔尖像针一样，刺在我的心里。总算抄完了，我长舒一口气。
至少，我把师父摘干净了，死两个总比死一个好。
再说，万一师父出去，说不定还能帮我找到凶手呢？
人在绝望时总会想些虚无缥缈的好事。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场景，总感觉人生好像做梦一样。
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字，望哥一把夺了过去，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笑意：
“小子，这就是真相，以后警察问你，你就这样交代，知道吗？如果你胆敢出幺蛾子，小心你师父陪你完蛋。”
没想到的是，管教第二天提走了望哥，让他转场。走出门口时，他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说好的罩着我，这啥意思？
3.
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安、检察都来做过笔录，我全按照胡九写的那样供述。
1997年11月27日，我终于见到了妈妈帮我请的律师，姓朱。
朱律师告诉我，师傅在拘留期间没有交代任何案情，但是在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期间写了一份《检举揭发书》，说他当时在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看见我回来，中途干了啥他也不知道。
后来，他被放了出去，听说离开老家去那里养病了。但是，有一次你姐姐下山去办事，远远看见省道回村的那片红薯地有个人在转悠，好像是他。你姐姐正要开口叫他，一眨眼就不见了。
他女儿倒经常来你们村上，比以前感觉还勤。
虽然我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落寞。
我承担了所有，然而所有都在针对我。
我问朱律师，阮小芳的尸体是怎么发现的，案发现场怎么样？我确实没杀人，我写《宽大处理请求书》也是想到反正没办法了，先把师父摘出去。
后来，警察带我辨认了现场，我也只是胡乱地指认了一下，但案发时怎样我真的不清楚。
朱律师说，24号晚上，阮小芳没回去，他们家里想着可能车子在路上延迟了，也没太在意。直到25号早上八点多钟，村里一个牛倌在山脚那里放牛时才发现。
朱律师身体前倾，声音压得很低，“发现过程对你很不利。等警察赶到时，阮小芳的妈妈正抱着她哭，现场也被村民踩得一塌糊涂。”
他顿了顿：“很多本来可能存在的痕迹，比方挣扎的印记、陌生的脚印，全都没了。”
“警察仅仅在尸体上提取到脖子上的勒痕、口鼻上的淤血、下体擦伤和那块蓝格子手帕。而且下体部位没有提取到精斑，没法拿来和你做比对。”
“案子很棘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我不明白的是，你当时怎么会写下那份《请求书》？整个拘留期间，你和你师父都没认罪，但诡异的是，为什么在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期间，你们都交代了，还都留下书面供词，这是为什么？”
我告诉他经过以后，朱律师站了起来，摇了摇头。
“唉，如果我能早一点来，你应该不会写那封《请求书》！案子就不会这么僵。但是，你妈妈也没办法啊，她很早就来找过我，但是侦查阶段律师不得接受辩护委托。”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确实很无奈。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是愿意认罪，我帮你做罪轻辩护，还是想还原事实真相，我帮你做无罪辩护？”
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能怎么的？都这样了。做无罪辩护不光要把师父拖进来不说，而且我可能会判得更重。”
“但是，也不是没有机会。我认真看了案卷，发现一个漏洞。也正是这个漏洞，我才有把握说早点见到你，你肯定不会写《请求书》。”朱律师的身子向前倾得更厉害了。
“什么漏洞？”我一惊，想站起来走上前，却忘了我是被扣在椅子上的，小腹被椅子上的横杠猛地卡住，但我丝毫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朱律师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报告复印件，隔着铁栏用手指重重地点在其中一行字上。“看这里，这就是你翻盘的希望。”
他继续轻轻地说道，好像生怕被别人听到似的，虽然这里不可能有别人来听。
“阮小芳抓着的那张手帕上夹带了三根毛发，公安机关没有提交鉴定。我据理力争之后，公安机关终于同意。鉴定后发现这些毛发不是你的，也不是阮小芳的。”
“目前，检察院认为，虽然存在这个缺陷，但手帕能够证明你在现场，毛发有可能是阮小芳在其他场合夹带，所以依然会对你提起公诉。”
噢？怪不得当初我看到的手帕照片，中间有几根细线，慌乱中我没搞明白，原来是毛发。
这会不会是真凶的呢？
和朱律师讨论良久，最终决定，作无罪辩护。
“但是，你也不能太乐观。”
朱律师摇摇头，“还有一件事，你必须清楚。你的案子在逮捕前，传出风声说你和你师父都不认，检察院可能会放了你们。阮家组织了人员跑到检察院去拉横幅，她妈妈天天坐在检察院门前，要求严惩凶手。”
安排了开庭的具体策略后，朱律师按了电铃，让管教来把我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