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年》看五代宿命：柴荣的制衡术，为何挡不住赵匡胤的黄袍

近期热播的影视剧《太平年》中，展现了五代十国末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历史上，后周世宗柴荣曾经托孤给赵匡胤，但赵匡胤却辜负了恩主的期望，在柴荣病逝的数月之后，就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逼幼主禅位，建立宋朝。

因此，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引发了一个历史疑问：历史上柴荣真的完全信任赵匡胤吗？他是否早已察觉其野心，却又无力铲除？

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史料与，揭开这一段权力的博弈。

一 高平之战：赵匡胤的“救命功”，是崛起起点还是后周埋下的祸根？

公元954年，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去世，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登基之初，

柴荣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战。当时，北汉联合契丹联手南下，试图吞并后周，历史上称“高平之战”

这一场战役的成败，直接决定了柴荣皇位是否稳固和后周的存亡，但意外也成就了赵匡胤的崛起。

战斗打响时，柴荣御驾亲征，但在后汉军队强大的攻势下，后周右军被打得一路溃败，主帅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场面一片混乱。

在这关键时候，柴荣依然冒着风险，冒矢石督战；时任禁军低级将领的赵匡胤挺身而出，他振臂高呼：“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拼命”！然后与张永德率亲兵“左右冲击，斩获甚众”。之后，凭借着赵匡胤的智勇，硬生生扭转战局，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机。

后周取得了高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对北汉的战略优势。柴宗感激赵匡胤在危急时候扭转战局，凭着这一份战功，他破格提拔赵匡胤为禁军高级将领、禁军最高统帅。这样，赵匡胤从一名基层将领，一步登天，进入禁军高级将领行列。

之后，柴荣还赋予赵匡胤整顿禁军的重任，命令他筛选天下壮士、组建殿前诸班，实质却是将打造后周最精锐的皇帝保安部队的重任交给他。

此后四年间，赵匡胤跟随柴宗南征北战，官位如火箭般一般蹿升：

955年，随柴荣征后蜀，取秦、凤、成、阶四州
956-957年，两次征南唐，屡立战功
958年，升任忠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
959年，再升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成为禁军最高统帅，权势滔天

赵匡胤在官场上晋升，是柴荣用人之能的提拔，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在战乱频繁的五代，拥有能征善战的将领是王朝生存的根本，这一切决定赵匡胤的一鸣惊人！

二 君臣暗战：柴荣与赵匡胤的权力角逐

赵匡胤是有野心的将领，掌握后周最精锐军队——禁军的兵权，进入后周军事核心圈之后，一心培育自己的党羽势力和亲信队伍，通过“抱团取暖”实现位高权重。

于是，短短数年，赵匡胤通过整顿军纪，提拔亲信（如石守信、王审琦等），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班底，将殿前司打造成“赵家班”根基。

对于赵匡胤的结党营私，柴荣并非毫无察觉。但是，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之中，他需要赵匡胤这一位能打硬仗、镇得住军队的将领，才能巩固后周的政权。

但柴荣也有自己的心机，他留着一手。在高平之战后，他启动禁军改革，裁汰老弱、整顿军纪，在提拔赵匡胤的时候，也提拔李重进。赵匡胤的意图，就是通过分散兵权、交叉任职的方式，防止任何将领专权独大。

如柴荣一方面任赵匡胤为殿前都指挥使，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由李重进担任，禁军的权力两人互为牵制，防止一人独权。

此外，柴荣还大力提拔年轻将领，试图通过多元制衡的军事体系，防止武将乱世局面出现。他对诸将说：“非朕亲擢者，不可尽信”。这表面了他已经具有防范权臣的心理。

根据《旧五代史》和《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柴荣对赵匡胤的势力膨胀，是早有警觉。他在征伐南唐归来后，曾突然罢免赵匡胤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他人，并将该职转授亲信张永德。

在后世史学家看来，柴荣这一举措，是为了有意打压赵匡胤集团的势力膨胀。因为张永德不仅是柴荣的妹夫，更是外戚重臣，忠诚度高。柴荣的做法，就是通过亲属的力量，制衡赵匡胤对禁军的权力。

三 柴荣的制衡术：提拔亲信、拆分兵权

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原本计划是“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但可惜39岁就英年早逝，只用了五年半实施自己的计划。

在显德六年（959年），39岁的柴荣在北伐亲征契丹途中，身染重病只能班师回朝。回京之后的柴荣，也知道自己七岁的儿子柴宗训是幼主，根本镇不住手下的将领和五代时期的武人集团。

在影视剧《太平年》对柴荣重病“托孤”的场面演绎为温情脉脉：柴荣在病榻上紧紧握住赵匡胤的手，表达托付江山，旁边都是君臣情深。

但真实历史上的柴荣托孤，却是持着对武人当权乱政的警惕，想运用权力制衡策略约束赵匡胤的权力。

柴荣权力制衡术，先是对禁军改组，具体步骤就是：第一，把中央禁军拆分为侍卫司和殿前司两大系统。侍卫司是由老将韩通、李重进掌控大约八万兵力；殿前司由赵匡胤统领大约三万兵力，通过两大将领的互相牵制，令单人很难单独拥兵自重。

第二，罢免张永德。张永德是柴荣养父——郭威的女婿，在后周朝廷资历深厚，与赵匡胤一直有矛盾。柴荣却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免去他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赵匡胤接任。

第三，提拔韩通。韩通被任命为检校太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担任赵匡胤的副手；同时兼任京城巡检使，掌控京城防务，实际掌握侍卫亲军大权。柴荣的布局，就如同“双重枷锁”，限制赵匡胤的权力膨胀。

柴荣临终前对禁军改组，看似非常矛盾：为何让赵匡胤接任禁军最高职务，又用韩通制衡？根据后世历史学家分析，柴荣对赵匡胤的信任与怀疑并存，自然也是要限制赵匡胤的个人权力。

柴荣生活在五代乱世，对乱世武人当政世道有一番深刻地洞察。如后晋名将安重荣曾经高喊：“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将领拥有兵权，随时可以弑君谋权篡位，五代王朝更替都是来源于皇室亲信的禁军叛乱。柴荣更深知自己的养父——郭威代汉建后周政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柴荣对掌握禁军最高兵权的赵匡胤，持着防备心理。他他深知赵匡胤才能出众，但更清楚五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潜规则。罢免张永德，是因张与赵匡胤一直有矛盾，可能引发内斗，加速国家内耗；提拔韩通，则是为幼主柴宗训留下一员“忠直老将”。

四 柴荣权力制衡布局的致命性漏洞

柴荣又为了防止地方将领兵权太大，命令赵匡胤的侍卫司主帅李重进调离京城，担任淮南节度使，目的是用军威镇住后周的藩镇，又切断李重进与中央禁军的联系。

《资治通鉴》记载柴荣临终前召见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安排后事，任命他们为顾命大臣，主持朝政。至于赵匡胤，当时并未列入核心辅政集团。

可以看到，柴荣真正托付江山就是文官系统，并非赵匡胤这样的武将。他对武人，一直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

但是，柴荣的布局存在致命地漏洞：韩通虽然忠勇，却是刚愎无谋，军中威望远不及赵匡胤。赵匡胤这一边，通过南征百战，在禁军中已与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结成“义社十兄弟”，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因此，柴荣的制衡策略，因韩通的无能造成失效。

临终前的柴荣，虽然知道赵匡胤位高权重，但无法铲除他。因为他知道，赵匡胤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冒然诛杀令手下将士心寒，必生异心。而且，武将当政也是五代乱世之特征，杀了赵匡胤，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谋权篡位的赵匡胤产生。所以只能设法制衡权力。柴荣或许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赵匡胤对他是忠诚的，没有太大的野心。

五 陈桥兵变：五代篡位剧本的复刻

没多久，柴荣去世之后，七岁的柴宗训继位，年幼只能让太后临朝，朝政大权旁落。这时候的赵匡胤，拥有殿前司兵权，又有心腹遍布禁军。正好契丹兵南下，赵匡胤就以出征契丹为合理的借口夺权。

赵匡胤演的戏，与当年郭威篡夺后汉政权时候的“假托御敌、发动兵变”的剧本如出一辙。

于是，率军出征的赵匡胤，行至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表面上看，仿佛是民意所归，他被将士拥立，乃是“被迫称帝”的行为，实则是蓄谋已久的武将夺权。

之后，赵匡胤回京逼幼主柴宗训禅让，建立了北宋。称帝的赵匡胤，并没有如五代帝王大肆屠杀旧主宗室，反而立下了“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的祖训。

赵匡胤善待后周宗室，并非单纯的感恩，更是巩固政权的政治算计：善待柴氏既能安抚后周旧臣，又能为篡位披上“合法性”外衣，乃是一种很高的政治手腕！

由此总结，柴荣和赵匡胤的关系，堪称五代君臣关系的绝佳缩影：合作时候君臣相得；对峙时候，暗流涌动。

结语

赵匡胤在五代十国的发迹道路，与五代君主如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等如出一撤：通过军功积累威望，获得主君的赏识，再利用掌握禁军的机会，控制朝政，谋权篡位。所以，他在“陈桥兵变”的篡位，本质也是五代十国军阀混战“兵马强壮者为天子”规律的延续。

因此，历史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利益的博弈。柴荣的失败，是试图用个人权谋对抗时代规律；赵匡胤的成功，是顺时代的规律终结乱世。影视剧《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五代的忠诚与背叛，从来都是权力博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