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事》一份报纸污蔑一座城市，记者与总编辑谁该承担责任？

当《新城市生活报》的总编辑手中拿着杜涛撰写的“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文章时，他的第一反应和疑问不是“你是针对文章中的观点做过详细调查？”

而是立即起身问出了“小杜，你跟月海女镇长分手了？”接着又说出了“如果你这篇文章发表了，不仅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月海，甚至会影响整个领导班子。”

作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无论他是否有详细阅读过杜涛的这篇文，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文章中的人、事、物以及观点产生任何质疑。

也许是这位总编辑对杜涛过于信任，也许是这位总编辑有着比杜涛更加想借由一篇“有分量”报道提高自己身份的想法，无论如何，在杜涛决定选择上海放弃李秋萍之后，这篇“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在报纸头版正式发表了。

作为一个追求更高、更远的普通人，或许同为普通人的我，并没有太过自信的立场去指责杜涛什么。

可作为一名记者，当杜涛面对李秋萍的质问，依旧能面不改色说出一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时，当杜涛企图通过激怒郑德诚让他毒打自己一顿失败后，我才明白此时的杜涛已经完全失去了当一名记者的资格。

从记者应该具备怎样职业操守的角度来说，首先这是一个有着“不可碰触的底线”的职业。

当一名记者开始用“虽然没有证实但大家都这么说”来代替核实后，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用造假、篡改、拼接事实的无底深渊，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情绪扩音器。

当杜涛开始用“写的快”“写的好”来要求自己和报道时，他便将身为记者最基本的“写的准”这一准则给抛之脑后了。

他开始断章取义，他开始制造对立，他开始用推测的方法表达强烈的观点，他开始忽略“这是事实”着重渲染“这是判断”，他将新闻与报道写成了个人的情绪宣泄与评论。

面对学弟的后来居上，面对总编辑有条件的带自己更上一层楼。

身为记者的杜涛逐渐在名与利面前迷失了自己。

他甚至想要在郑德诚被调查无罪之后，借由一顿看似赔罪的饭局，借由郑德诚空腹喝下几大杯白酒之后，通过言语刺激引诱对方痛打自己，来完成一场加害者变受害者的风向逆转。

当郑德诚通过强大自制力强压下出手的冲动后，当李秋萍通过旁白说出“杜涛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了内部处分并辞职”后。

这场看似彻底完结的“杜涛为一己私欲污蔑月海和郑德诚”的闹剧，却完美忽略一个比杜涛更为关键的人，一个本该身处新闻生产链条中枢神经位置的关键人物。

作为杜涛的顶头上司，作为《新城市生活报》的总编辑，他有着与杜涛这种记者完全不同的作用。

当杜涛在苦心思考该写一篇什么文章时，作为总编辑决定的不该是“今天的头版放什么”，而是他身后的这份报纸该成为“什么样的公共存在”。

当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沦为制造议题和追热点狂热分子时，当总编辑蔑视“新闻的伦理边界”在灰色问题上选择极具冲击性的标题、信息或者引发恐慌相关内容时。

他便沦为了一名只关注“技术问题”的总编辑，而不是一名坚守“道德”的总编辑。

作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他本该成为这份报纸文化的塑造者，他未必是整间报社最会写稿的人，但他一定是最能承担一切后果的那个人。

当总编辑用“只要你有一篇有分量的报道，我就能带你去上海”为条件，最终致使杜涛写出了“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这篇报道并将其刊登上了头版头条后，他便将《新城市生活报》的上限拉到了一个让人鄙视的低劣程度。

作为一个以新闻为主要生产内容的行业，无论杜涛有多么的可恨，他的记者身份都让他成为了其中最脆弱的一环。

而作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他更像是报社旗下所有记者的“防火墙”，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情况与压力，他都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记者挡枪的人，他都应该是能将个人风险转化为机构责任的人，他都应该是能用制度保护专业判断的人。

当杜涛最终因为“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受到了看似应该承受的惩罚时，当我们因为杜涛最终的没落而欢欣鼓舞时。

或许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担当的总编辑，就不会有一群有安全感的记者，更不会有所谓的深度报道。

一个平庸的总编辑，会让优秀记者变得无力；一个有判断力的总编辑，能让普通稿件产生公共力量。

关于《小城大事》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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