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刘源联系邓小平，信中连提了4个“不”字，邓小平：准予

1973年深秋的一个夜里，雁北高原的炊烟才刚散去，25岁的刘源却兀自盘腿坐在土炕上，借着煤油灯复习《数理化自学丛书》。比起身上的寒意，更让他心里发紧的，是对未来的那团说不出的焦灼。五年前，他响应号召到山西插队，和老乡同吃同住，一把镰刀一把锄头地熬到了现在。父亲刘少奇的冤案尚未平反，前途扑朔迷离，可他知道，不能让自己的人生就此沉陷。他一遍遍对自己说：“总得找条路出去，才能真正为老百姓做点事。”

插队的日子磨砺了身体，也磨出一副敏锐的眼睛。旱塬上打一口土窑井，盛夏雨季怎样抢墒插秧，谁家老母鸡生蛋了都要分给小刘尝鲜——这一切让他真切感到黄土地的温度。老乡见他干活实诚，喊他“源娃”，谁家出点事都爱找他出主意。他在心里暗暗起誓：“哪天有机会，一定要把书本握在手心，再把学到的本事还给他们。”

1977年春雷乍响，教育部宣布恢复高考。消息传到山西时，村子里的晒场上炸开了锅，许多返城无望的知青仿佛看见一道通天的缝隙。刘源却比谁都沉得住气，他清楚，自己是“特殊孩子”，身份、经历每每成为难以逾越的槛。那几天，白天干活他若有所思，晚上翻书之余就在小本上写写划划。一个念头慢慢成形——向邓小平叔叔写封信，问一句：能不能像普通青年一样，坐进考场？

6月初，他把那张方格纸折了又折，塞进信封，递给前来慰问知青的干部托寄。信里只寥寥数语，却连用四个“不”字：“考分不够，不怨；不能报考，不愿。”意思直白：如果分数低，甘愿认栽，可若连报名资格都被挡，也就谈不上公平了。没有铺陈，没有套话，像他在插队时常说的，“我就想明明白白出一股力”。

信寄到北京，在接收件落款“邓小平”那栏画上钩后，很快传到邓小平办公室。正在忙于筹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各项准备的邓小平看完信，略沉思，轻轻放下纸页，只用了一个字批示：“准。”随行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小平同志顺手加了两个字，“予考”，不足十秒，却有千钧重量。

批示飞回山西时，已是盛夏。知青点的土坯房闷得像蒸笼，刘源却憋不住喜悦，一口气沿着田埂跑了两里地，回身冲着伙伴们挥手，声音沙哑却痛快：“定了！我可以报名！”队友李二虎大笑：“源娃，你可得考上啊，别没脸回来！”刘源答：“考不上，你给我留个锄头！”

备考的日子俭朴到极致。白天下地，夜里趴在油光发黑的小桌前，边温书边嚼着炒黄豆。积攒的津贴买来的复习资料薄得可怜，他就写满正反两面，再借来一支暗淡的手电筒，在被窝里背诵。偶尔有人劝他歇歇，他摆摆手：“这灯油，得烧出点光才值。”

10月份考试那几天，他带着村支书帮忙缝好的单肩布包，坐上解放牌卡车，一路颠簸到雁北地区考点。考场里，他看题目从容作答，却始终记得那张批示：“准予”两个字像一把钥匙，要用成绩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相信。成绩公布时，他语文、历史接近满分，数学惊险过线，成功拿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通知书。那一夜，他躲在窑洞后面抹眼泪，怕同伴笑他“城里伢子”矫情，其实心里翻滚的，是重返课堂后能做什么的大哉问。

1978年初春，刘源背着铺盖卷南下抵京。校园里梧桐枝头嫩芽刚吐，他却像重返战场的老兵，一头扎进图书馆。战国策、资治通鉴、全球地缘战略的文献堆成小山，窗外球场上欢呼声四起，他依旧埋头做笔记。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说一句，“心里有数，得补的课太多。”那份自觉，源自雁北时分田的账本，也源自少年时代在中南海里听到父亲谈国是的片言只语——历史不是纸上风云，而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

四年倏忽而过。毕业分配时，他主动请缨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彼时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在试点，基层经济薄弱，许多大学生更愿留在大城市。刘源却拎着行李，坐绿皮火车南下。下车那天，黄沙扑面，他反倒笑：“这环境，熟。”

七里营公社的第一份差事，是在机井房当值班员。夜里三更，村民来灌溉，他就扛着手电奔出去，开闸、检修、记录电表，一点不嫌累。渐渐地，大家发现这个高个子小伙子不仅能吃苦，还能算得一手好账。他把在师大练就的统计方法用在公社生产上，粮食产量、集体分红一目了然；再把在雁北学到的土办法升级为科学试验，开辟试验田，引进耐旱小麦，亩产连年抬头。老大娘逢人就夸：“这孩子，没白读书。”

1982年，七里营想办采煤小厂，缺技术、缺资金，更缺门路。刘源跑遍新乡、安阳，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在省里各部门反复敲门，借到两万元启动资金，又帮着争取了几台闲置机械。厂房盖好，村里第一批42名青年有了工号，有了每月三十多元的固定工资。那一年，小煤场拉出的第一列原煤装上货车，刘源站在场院边，摘下帽子，额头的汗珠闪光。这一幕，被随队采访的县广播站记者记录了下来，次日见报，标题只用了两字：“笑了”。

长期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使得他对基层脱贫有了更深反思：单靠单一产业远远不够，必须走多元经营的路子。他倡导成立供销合作社，引入蜂产品加工、蔬菜脱水项目，一系列“土”办法带来看得见的收益。当地一位老支书评价：“他是真把自己当庄稼汉，不是来镀金的。”

回头看，1977年那封短短百余字的信，像是一声扣门，也像一粒种子。邓小平在纸面上写下的“准予”两个字，变成推开机遇大门的钥匙。更重要的是，刘源没有把它当作特权的通行证，而是把“能考试”视作“多一份责任”。四十多年过去，当年和他一起插队的李二虎对人忆及旧事：“他就那么个人，别看有名声，干活儿照样下田，念书也是死啃，能成事，不奇怪。”

不得不说，历史经常在细枝末节里显露温度。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无数知青而言是一场及时雨；而对刘源，这场雨浇灌出的不仅是个人前程，更是扎根基层的信念。他后来从军、从政，始终保持着雁北磨出的那股子“笨劲儿”，做事情先看能不能让百姓得利，再考虑其他。或许，这就是长在黄土地上的价值观，一旦扎根，很难被风吹走。

至此，故事的脉络十分清楚：一封平实的求考信、一句干脆的批示，成就了一段“以学而用”的路径。历史常常给人转弯的机会，关键在于弯过之后，是否还能记得来处的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