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是谁？三位旅居海外的子孙最迫切

1977年8月18日午后，北京闷热。摩托车开道，一辆密封卡车在警卫的护送下驶进天安门广场。车上装载的，是刚刚完成的纯水晶棺。围观群众看不见车内情形，只能在风沙与阳光间隐约感到一种历史正在成形。

从毛主席病逝到纪念堂奠基，不过七十来天。那年9月9日凌晨，中南海灯火通明。华国锋在病榻前低声嘱咐医护：“务必把主席留下来，让全国人民再见他最后一面。”此后，国务院和北京市抽调十六位医护专家成立小组，目标直指十五天的遗体保护。苛刻，却无人退却。

紧接着，是前所未有的棺体研制。石英玻璃、一级熔炼水晶、九度抗震，全新领域。一位工程师事后回忆：“每天只睡三小时，脑子里全是折射角度。”水晶加工精度以微米计，误差大了，遗容便会产生重影。仅为消除一道反射痕，他们磨掉整块玻璃，又重熔重铸。

水晶棺尚未完工，纪念堂选址已成燃眉之急。专家小组踏遍京西香山、小汤山地下、八宝山陵园，最后把指针落在天安门广场南北轴线。理由简单：这是新中国诞生的原点。把毛主席安放于此，可让后来者仰望时自然想起那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选址确定仅两周，奠基大典即刻展开。北风凛冽，冻土坚硬，塔吊却昼夜不息。钢筋、混凝土、大理石、缆索、光学设备一股脑运进现场。半年光景，主体封顶。速度让外界咋舌，背后是十万建设者轮班连轴转。有人昼夜登高检修塔吊，摔下又爬上；有人一连四十八小时没离开工位，靠干冷馒头和凉水撑着。

施工如火如荼，艺术家们也在冲刺。北大厅的汉白玉坐像高3.45米，外形端庄，衣褶却柔软得像真布。最头疼的，是广场四组群雕。要概括近半个世纪的民族史，难度可想而知。方案一轮轮推翻，直到一位青年助手从《毛泽东选集》里那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获得灵感：雕塑本身，也得让人民成为主角。于是征稿信飞向十几个省市，八十多位雕塑家汇聚京城，夜以继日写意“秋收起义”“八路出太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各地运来的黄蜡石、花岗岩堆满工地，火星飞溅，情感凝成斧凿声。

水晶棺落座之后，纪念堂进入最后“净场”阶段。8月20日凌晨，两点零五分，覆盖着八一军旗的灵车驶抵南门。经过精准测算，升降台将遗体稳稳托入瞻仰厅中央。木质地板下是一套减震支座，确保八级地震也不致移位。

新堂未开，已有三批特殊来宾获准先行进入。第一拨，出席党的十一大的代表。那天夜里，红幕落下，汉白玉坐像在灯柱映射中若隐若现。代表们鱼贯而入，洒泪无声。有人站了十分钟也不肯挪步，警卫轻轻相劝，方才离去。

第二拨则是三位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丁肇中、牛满江、何炳棣。三人刚下飞机便递交申请，理由只有一句：“我们欠他的太多。” 8月23日下午，他们如愿来到瞻仰厅。丁肇中抬手摘下眼镜，久久凝视，泪光闪烁。牛满江低声道：“先生，华人再也不受侮辱了。”气氛凝重，却充满骄傲。

第三拨来宾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国际元首——南斯拉夫总统铁托。8月26日清晨，他手捧花圈，在李先念陪同下步入大厅。面对静卧的伟人，铁托的注目礼长达数分钟。有人听见他轻叹：“一位真正的革命者。”那一刻，东西方的距离仿佛缩短。

9月9日，纪念堂对公众敞门。不到清晨五点，长安街已排起长龙。人们手捧菊花，脚步急促却秩序井然。老人扶着小孙子，年轻人背着行囊，来自云南的司机、内蒙的牧民、黑龙江的伐木工，都用朴素方式完成与领袖的最后相见。

三十余万群众在开放首日走进瞻仰厅。人流如潮却静默无声，只有布鞋轻触大理石的细碎声响。警卫员回忆，那天换了六双白手套，哭湿了仍旧不停拭泪。就这样，一种跨越生死的凝视在大厅里延续。此后数十年，队伍从未真正散去。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堂不仅见证了缅怀，更见证了国家记忆的延伸。1983年起，专家组每半年为遗体进行一次综合医学检查，肥皂水保护、甲醛注射、温湿度封控一项不落。即便九十年代换代空调，行内仍坚持手写温度曲线，每小时记录一次，从未间断。

今天再回视那场紧急筹建，不难发现一个朴素逻辑：速度的背后，是对领袖的无限敬意，也是对“人民”二字的笃信。正因为深知来自何处，建设者、医护、艺术家才会在零下十五度的夜里挥锹不止；也正因此，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才会第一时间赶来与故乡共同守护记忆。

第一位步入瞻仰厅的究竟是谁？如果以正式编号算，答案是丁肇中、牛满江、何炳棣三人，他们并肩同行，没有先后。若按心意衡量，或许那条蜿蜒不息的群众长队，才是永远的“第一位”——因为毛主席生前最牵挂的，正是这些普通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