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在中南海丰泽园的深夜里，毛主席曾无数次对着一份名单沉思。
建国后，毛主席曾苦苦寻觅一位流落在贵州民间的农妇。为了她，主席不仅亲自回信，更两次打破常规，将她接到中南海家中小住叙旧。
这一切的破例与厚待，皆因她的丈夫。
他的丈夫不一般，是主席早年最倚重的“笔杆子”，是曾与主席抵足而眠的“小老弟”，更是在26岁便为信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铁硬汉。
01
一九五三年的北京，雪下得比往年要早。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窗外的红墙被白雪映得有些刺眼，屋内的灯光却压得很低。
已经是凌晨两点，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进来换了一次茶水，见那道宽大的背影依然伏在案头，没敢出声，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毛主席放下了手中的笔，揉了揉眉心。案头堆积如山的并不是加急军报，也不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批复文件，而是一沓厚薄不一的信函和名单。
建国了，日子安稳了，人就容易念旧。
这几年，他给湖南、贵州发了不少函件，甚至动用了几位在地方主政的老部下，只为了找几个人。准确地说，是找一些当年跟着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后来却在连天烽火中失散了的故交。
名单上的人名，有的画了圈，那是找到了；有的画了叉，那是牺牲了；还有的，至今是个问号。
他的目光停留在“罗哲”这两个字上，久久没有移开。
手指夹着的香烟已经烧了一大截，长长的烟灰摇摇欲坠。他猛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缓缓吐出，将那两个字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
“主席，贵州那边回信了。”
秘书叶子龙轻步走进来，手里捏着一封信封，神色有些凝重。他跟了主席多年，太熟悉那个眼神了——那是在等待一个早已知晓却不愿承认的答案。
毛主席的手指微不可察地颤了一下，烟灰终于落在了纸面上，但他没去拂拭。
“念。”只有一个字，声音有些沙哑。
叶子龙拆开信，语气尽量放得平缓：“经查，罗哲同志已于一九二八年……在长沙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心口上的钝锤。毛主席没有说话，只是缓缓闭上了眼睛，靠在椅背上。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毕竟那是血雨腥风的一九二八年，那是杀人如麻的马日事变之后啊，能活下来的，十不存一。
但真切地听到确切的消息，依然像是一颗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子弹，击穿了岁月的壁垒。
“还有……”叶子龙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贵州息烽县方面查实，罗哲同志的遗孀曹云芳同志尚在人间，现居贵州，生活……比较困难。这封信，是曹云芳同志托人转寄给您的。”
毛主席猛地睁开眼，身子前倾，一把拿过叶子龙手中的信。
信纸很粗糙，字迹虽然有些颤抖，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清秀骨架。那是曹云芳的字，他认得。三十年前在长沙沈家大屋，那个总是安安静静帮着整理文件、缝补衣裳的“弟妹”，写的字就是这样，端正、内秀。
信里没有诉苦，没有邀功，只是平平静静地叙述了罗哲牺牲的大致经过，以及这些年她带着孩子流落贵州的境遇。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读书人的硬气，也藏着无尽的凄凉。
“润之大哥，一别三十载，生死两茫茫……”
读到这一句，毛主席的眼眶湿润了。他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地板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在回应着这位老人的心事。
那个才华横溢、甚至有些书呆子气的罗哲，那个在农讲所里激情澎湃的罗哲，那个在新婚之夜还拉着他讨论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罗哲，真的不在了。
“二十六岁啊……”毛主席停下脚步，看着窗外的飞雪，低声呢喃，“正是做事情的好年纪。”
他转过身，脸上的悲戚之色已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子龙。”
“在。”
“给我磨墨。”毛主席走到书桌前，铺开一张信纸，“我要亲自给曹云芳回信。”
他的笔锋在纸上落下，力透纸背。这不仅仅是一封给老友遗孀的慰问信，更是一份迟到的交代。他要告诉曹云芳，党没有忘记罗哲，他，也没有忘记那个在长沙黑夜里与他并肩举灯的兄弟。
写完信，毛主席沉吟片刻，又嘱咐道：“你再去查一下，曹云芳现在的具体住址和身体状况。告诉湖南和贵州两边的同志，这是烈士遗属，不能让她们在老家受了委屈。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千方百计地解决。”
“是。”叶子龙记下，正要退出去。
“还有，”毛主席叫住他，目光变得深邃而柔和，“安排一下，等天气暖和了，把她接到北京来。我想见见她，有些话，信里说不清楚。”
叶子龙点了点头，轻轻带上了门。
屋里又恢复了安静。毛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思绪飘得更远了。他仿佛穿透了厚重的城墙，穿透了漫长的时光，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都不畏死，都相信这个破破烂烂的国家，终究会在他们手里变个模样。
这一夜，中南海的灯光，亮了很久很久。
02
记忆这东西，一旦开了闸，就像湘江的水，止都止不住。
时间回溯到一九二七年。
那是个多事之秋，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和血腥气。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共产党人的头颅在街头被挂起示众。
但在长沙城郊的沈家大屋，却还维持着一种暴风雨前特有的宁静。
这里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秘密据点。青砖黑瓦，高墙深院，看似是哪个没落大户人家的宅邸，实则却是当时湖南革命的心脏。
罗哲和曹云芳夫妇，就住在这里。而当时正为了秋收起义四处奔走的毛主席，也住进了这里。
那时候的毛主席，三十四岁，清瘦，头发留得很长，眼神锐利得像鹰。他不仅是省委书记，更是这些年轻革命者的主心骨。
罗哲比毛主席小几岁，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书卷气很重，是省委的宣传部长。他既是毛主席的下属，更是志趣相投的“小老弟”。
沈家大屋的日子，清苦而忙碌。
每天天不亮，罗哲就起床了。他在堂屋的方桌上铺开一摞摞文件，那是各县农会送上来的报告。他的任务是从这些带着泥土腥味的文字里，提炼出关键信息，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曹云芳则在这个只有几个人的“大家庭”里，扮演着大嫂和管家的角色。她也是个知识女性，毕业于著名的周南女校，但在这里，她更多时候是在围着灶台转，或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帮大家缝补破损的衣衫。
那时候的伙食很简单，红米饭，南瓜汤，偶尔能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辣子和腊肉，那就是过年般的待遇。
吃饭的时候，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刻。
毛主席端着碗，蹲在门槛上，一边大口扒饭，一边用筷子指点江山：“罗哲啊，你那篇文章写得还是不够辣！要让农民兄弟看了就能懂，就要用他们的大白话，要像朝那个土豪劣绅脸上吐唾沫一样痛快！”
罗哲推了推眼镜，笑着点头：“润之兄说得对，我是秀才造反，有时候还差点火候。回头我再改，一定改成大白话。”
曹云芳在一旁给他们添饭，插话道：“润之大哥，你也别光顾着挑刺。罗哲昨晚熬了一宿，写的那个《农民政权纲领》，我看就挺好。”
毛主席哈哈大笑：“你看，护短了不是？弟妹啊，罗哲是个好笔杆子，就是心太善，不够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的。”
那时候的笑声，是真诚的，也是奢侈的。
到了深夜，沈家大屋的灯火便成了黑夜里唯一的亮色。
毛主席和罗哲经常对坐长谈。桌上的煤油灯芯跳动着，映照着两张年轻而严肃的脸庞。他们谈的是枪杆子，是土地，是即将到来的暴动，是中国的未来。
“润之兄，这枪一响，可就没有回头路了。”罗哲有时候会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轻轻叹息。他不是怕死，他是担心这把火烧起来，能不能烧尽这世间的污秽。
毛主席吸着烟，目光炯炯：“回头路？我们本来就是无路可走才走上这条路的。罗哲，你要记住，咱们现在的脑袋虽然长在脖子上，但其实已经寄存在阎王爷那儿了。哪天取走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取走之前，咱们得把天捅个窟窿出来！”
罗哲听得热血沸腾，重重地点头：“对，捅个窟窿！让光透进来！”
那时候，曹云芳往往会端来两碗热茶，静静地放在桌边，然后退到阴影里。她看着丈夫那双发亮的眼睛，看着毛大哥那坚毅的侧脸，心里既骄傲又隐隐作痛。
女人的直觉总是敏锐的。她能感觉到，这种平静的日子，怕是不多了。
墙角的蟋蟀在叫，窗外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沈家大屋里的每一次会议，每一次决策，都在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
直到那一天，毛主席要走了。他要去安源，去铜鼓，去发动秋收起义。
临行前，毛主席握着罗哲的手，用力地摇了摇：“这里就交给你了。省委机关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万一……我是说万一，形势不对，马上撤，不要管坛坛罐罐。”
罗哲紧紧回握：“润之兄放心，人在机关在。你在前线打仗，我在后方给你守家。”
毛主席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眼圈发红的曹云芳，欲言又止，最终只说了一句：“保重。”
转身融入夜色的一刹那，罗哲并不知道，这是他与这位亦师亦友的大哥，最后一次生离。
沈家大屋的灯火依旧亮着，但那个在那盏灯下指点江山的人，已经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留守的罗哲，即将面对的，是比战场更加残酷、更加黑暗的深渊。
那是人性的试炼场，也是命运的断头台。
03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长沙城热得像个蒸笼，空气里似乎都飘着腐烂的味道。
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国民党清乡委员会的特务像疯狗一样，在大街小巷嗅着共产党人的气味。
沈家大屋也不再安全。虽然罗哲早有准备，带着曹云芳转移到了浏阳等地坚持斗争，但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悄然收紧。
出卖罗哲的，是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在酷刑和金条面前，人性脆弱得像一张薄纸。
罗哲夫妇被捕的那天，没有任何激烈的枪战。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们，罗哲下意识地把怀有身孕的曹云芳挡在身后，神色平静地对那个领头的特务说：“我是罗哲，抓我就够了，她是妇道人家，什么都不知道。”
特务狞笑着：“罗部长，大名鼎鼎啊。至于尊夫人知不知道，那得回了局里，问过老虎凳才知道。”
长沙陆军监狱。
这里是人间地狱。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跳蚤和老鼠横行，墙壁上暗红色的血迹一层叠着一层，那是无数革命者留下的最后印记。
罗哲被单独关押。
审讯开始得很快，也极其残忍。敌人知道罗哲的分量——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毛主席的亲信，只要撬开他的嘴，整个湖南地下党组织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他们用了皮鞭，用了烙铁，用了老虎凳。
罗哲是一介书生，身子骨并不强壮。但让审讯官感到恐惧的是，这个戴着眼镜、文文弱弱的年轻人，骨头却比铁还硬。
皮肉被烧焦的味道充斥着刑讯室，罗哲痛得浑身抽搐，冷汗把血水冲刷成一道道沟壑，但他始终紧咬着牙关，除了惨叫，没有吐出一个字。
“罗哲，你这是何苦？”审讯官擦着汗，软硬兼施，“你也算个人才，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供出几个人名，高官厚禄马上就有。你那个漂亮老婆，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也就都能活命。”
提到妻子和孩子，罗哲昏沉的意识清醒了几分。
他艰难地抬起头，眼镜早被打碎了，视线模糊不清，但他依然努力聚焦，看着那个审讯官，嘴角扯出一个轻蔑的弧度。
“名字……我有。”罗哲声音微弱。
审讯官大喜，连忙凑过去：“快说，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