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参谋长被授少将，彭总却说：他要是少将，我顶多中将！

彭老总的火爆脾气，在众多开国将帅中都是出了名的，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少质疑组织上的决定，因为他知道那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但在1955年，彭老总却罕见地发出了质疑，却不是为了自己，他说：“要是解方都是少将，那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将！”

这位能让彭老总都为他鸣不平的解方将军，究竟是何许人物呢？

1908年的冬天，吉林辽源东丰县的一个知识家庭里，解方出生了，那时候他还叫解如川。家境殷实的他，打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读书写字、强身健体，样样不落。

15岁考入奉天知名中学，品学兼优的他成了学校里的佼佼者，还和张学铭成了同窗好友。那时候的解如川，心里装着一个朴素的梦想：做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可生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个人的理想终究抵不过家国的危难。

看着关外的土地被列强觊觎，看着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再加上张学良将军的影响，这个年轻的读书人突然明白，比起医治身体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

于是，他放下了医书，扛起了枪杆，下定决心要以戎马之身，护家国安宁。

为了学到过硬的军事本领，解如川远赴日本，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在这里，他一边钻研军事理论，一边在日军基层部队历练，而当时他所在部队的联队长，正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

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济南的平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解如川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济南增援，得知日军的暴行后，这个满腔热血的中国青年怒不可遏，他不顾军纪约束，毅然离队，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日军的抗议。

他的举动让冈村宁次暴跳如雷，扬言要严惩，幸好张学良及时出面周旋，才让他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1930年，解如川以全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半年后，他毅然归国，投身东北军，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回国之后的解如川，很快就凭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将魔爪伸向天津，指使便衣队和地痞流氓挑起暴乱，骚扰政府和公安部门。

时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兼公安局侦缉队队长的解如川，早有防备，带着部下迎头痛击，打得敌人四散而逃。吃了亏的日军恼羞成怒，调来军舰威胁国民政府，软弱的当局只能将解如川等人解职了事。

这场仗，解如川打得漂亮，不仅让日军见识到了中国军人的骨气，也让他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更得到了张学良的重用，被调到身边委以重任。

可在东北军的日子里，解如川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消极抗日、派系争斗，让这个一心想报国的军人满心失望。

他开始寻找真正能救中国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36年，解如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就有了全新的方向。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他用自己的字“沛然”代替了原本的名字。

此后他便在东北军内部活动，一心一意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这支东北子弟兵里播撒抗日的火种。

同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早年间就因才干受张学良赏识的解如川，成了推动事变走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不仅此前多次向张学良陈说东北军将士打回老家的心愿，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事变发生后还持张学良亲授的密码本赶赴兰州，成功策动兰州响应，切断绥署与南京的联系，收缴当地反动武装，为西安事变解除了后顾之忧，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出了大力。

在那段暗流涌动的岁月里，解如川在东北军里默默开展工作，一边团结上层军官，一边在中下级官兵中宣传抗日主张，还悄悄发展党员、培养抗日骨干，为党在东北军积蓄着革命力量。

1940年6月，东北军51军地下党组织因负责人叛变遭到破坏，解如川的身份也随之暴露，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

遵照党组织的紧急指示，他辗转撤离，历经诸多艰险，终于在1941年春抵达了心心念念的延安。踏入延安的那一刻，常年在白色恐怖中坚守的解如川，终于有了归家的感觉。

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毛主席还动情地为他改名解方，寓意着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解方这个名字，也从此伴随他走过往后的戎马生涯。

到了延安的解方，终于不用再隐藏自己的才干，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还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在延安的日子里，他主要负责情报分析、参谋筹划和部分统战工作，白天和战友们研究敌后作战的具体方案，晚上整理各地搜集来的情报信息，整日连轴转却从不懈怠。

虽然是幕后工作，但那时候解方的军事眼光和谋略已经初显，身边的战友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位从东北军过来的干部，肚子里装着实打实的打仗本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方奉命回到东北，投身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从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到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参谋长、40军副军长，他的足迹踏遍了东北的黑土地。

随后又跟着大军南下，一路走到海南的椰林深处，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海南，各大战役中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辽沈战役时，他协助前线将领制定作战计划，结合战场实际提出的诸多战术建议，贴合实战、可行性强，为战役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参谋支持。

解放海南的战役中，解方与韩先楚搭档，深入研究海南的地形、潮汐和气候特点，反复推演渡海登陆的细节，制定出周密的作战计划，带领部队成功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顺利登岛解放了海南岛。

在解方战争中，解方大多时候担任参谋长一职，虽然并没有站在一线冲锋陷阵，但始终是指挥部里的重要力量。

每次关键时刻，他总能凭借精准的判断和缜密的谋划，为部队出谋划策、化解危机，实打实的军事才能让他得到了战友们的高度认可，也成了军中公认的智谋型将领。

从东北军的爱国军官到坚定的共产党员，从延安的情报参谋到解放战争的军中智囊，解方始终把家国放在心中，用自己的才干和坚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解方被任命为第13兵团参谋长，随后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继续担任志愿军参谋长，随大部队奔赴朝鲜战场，成了彭老总身边最得力的参谋助手。

初到朝鲜的那段日子，前线情况复杂多变，解方带着参谋人员深入一线调研，仅用一个月就把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部队作战特点，还有鸭绿江沿岸的地形地貌摸得一清二楚，起草的前线形势分析报告精准详实，送到中央后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认可。

彭老总向来治军严格，身边的参谋更是稍有疏漏就会被严厉批评，却唯独对解方格外认可，每次谋划战役、调整作战部署，总会喊一句“叫小诸葛来”。这声“小诸葛”，是彭老总对解方军事谋略的最高肯定。

从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解方始终守在彭老总身边，全程参与重大战役的指挥筹划，把参谋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志愿军司令部曾遭遇敌机轰炸，彭老总一心盯着战局不肯进防空洞，解方一边安排人员加强警戒，一边反复劝说，最终让彭总转移到安全地带，始终将首长的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1951年开城停战谈判开启，解方作为朝中方面的谈判代表，站上了与美军交锋的另一个战场。

面对美军凭借海空优势提出的无理要求，他沉着冷静、据理力争，用扎实的军事素养和犀利的言辞驳斥对方的蛮横，在谈判桌上守住了志愿军的利益，尽显中国军人的底气与风骨。

1952年部队干部评级，解方被评定为准兵团级，按照当时的授衔标准，这个级别本可授予中将军衔。

可1955年开国授衔时，他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位列所有少将之首。

消息传开，军中不少人都为他感到不平，彭老总更是直言不讳地为他鸣冤，称“解方授少将，我这个元帅顶多算中将”，这份认可足见解方的功绩与才干。

而解方本人对此却并没那么在意，在他看来，军衔高低不过是个名号，身为军人，能为国家出力才是最要紧的事。

其实，这是综合考虑的结果。1955年的授衔可不是只看战功就可以了，资历、职务、部队编制平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解方1936年才入党，1941年抵达延安，既没有参加过红军的早期斗争，也没经历过长征，与井冈山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相比，资历就要浅许多了。

再加上他多年来基本上都是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虽然是军中举足轻重的智囊，但终究不是一线领兵的主官。再加上他出身东北军，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才被授予少将。而将他列为少将之首，正是党中央对他多年功绩和出色能力的肯定。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解方回国也没闲着，他紧接着就投入到军队建设之中，先后担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等职，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军校建设和中高级指挥人才的培养上，为我军打造高素质指挥队伍倾尽心力。

后来彭老总蒙冤，旁人避之不及，解方却毫不在意，始终记着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情谊，努力维护老战友。这份耿直与赤诚，也更让人们敬佩这位功勋卓著的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