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选举副市长，毛主席嘱咐陈毅：你去上海给荣毅仁拉拉票

1956年1月19日一早，上海细雨微蒙，毛主席乘车抵达吴淞路的申新九厂。刚下车，他就握住荣毅仁的手：“你不是请我来看看吗？今天特地抽空来了。”一句家常式的寒暄，让跟在身后的厂领导们都放松了神情。现场没有冗长的迎接仪式，只有机器的轰鸣与棉纱的清甜味道，这个场景后来被不少老工人反复提起。

车间里，毛主席俯身摸了摸刚下线的布匹，又抬头问身旁的挡车女工：“一天能织多少？”女工回答三百来米。毛主席笑着竖起大拇指，“手脚挺麻利。”荣毅仁陪在侧面，既欣喜又有些紧张。不得不说，高层领导能在百忙之中跑到工厂来，背后意味深长：一是表示对民族资本家的信任，二是给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打样。

这次视察仅用三个小时，工人们却记了一辈子。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离厂前专门叮嘱荣毅仁：“上海的企业要搞特色，合营不能光写在纸上。”这句话在当时被许多人解读为一种信号：国家需要这位出身资本家的参与，也需要他的经验。

镜头跳回1949年5月27日。那天凌晨，解放军各部队分三路开进上海市区。陈毅事先立下两条硬规矩——不用重火力，不进民宅。有人提出万一遭遇巷战怎么办？陈毅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无条件执行，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语气坚决得让人心里一颤。正是这条禁令，让数十万官兵露宿街头，也让初到上海的荣毅仁大吃一惊：自家的洋房静悄悄，枪炮声没进门，反而多了几声整齐的脚步。

动荡年代，家族长辈劝他去香港避一避。荣毅仁权衡再三，决定留下。他心里打鼓：共产党会怎么对待工商业？答案很快在那场座谈会上揭晓。新市长陈毅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走进会场，先鞠了个躬，接着开口：“恢复生产，政府陪你们想办法。”朴素的开场白，讲透了政策，也讲透了态度。座谈后第三天，申新九厂重启机器，汽笛声让苏州河畔重新沸腾。

同年盛夏，荣毅仁托潘汉年带口信，请陈毅到家里吃顿便饭。市委讨论时分成两派，一派担心“腐蚀”，一派主张“统战”。陈毅拍板：“一顿饭能动摇立场？谁愿去跟我走。”话音落地，疑虑消散。赴宴那晚，大家围坐花园，喝江南米酒，陈毅打趣道：“荣老板，别怕我们，我们还得和你们合作。”一句话把主客之间的距离拉到零。桌上吃的是家常菜，谈的却是企业方向、工人福利和进出口渠道，气氛轻松却不失分量。

随后，市工商联筹委会启动，荣毅仁被推举为副主任。他笑称“硬着头皮上”，其实心底的石头放下大半。1950年秋，荣毅仁第一次进中南海。毛主席握手时说：“荣先生，你可是大资本家。”周总理在旁边幽他一默，“还是少壮派呢。”轻松的玩笑抹去了拘谨。宴席上，毛主席反复提到“做事要一贯”，荣毅仁听得认真，频频点头。

到了1955年底，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开会。毛主席主持座谈，足足聊了两个多钟头，现场没有讲稿，全是即兴交流。会后，荣毅仁提出邀请毛主席参观工厂。谁也没想到，这个邀请成行如此之快。那次上海视察，为次年“大改造”营造了信任氛围。

1956年春，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冲刺期。荣毅仁在人大会议上抛出一个问题：工业改造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能不能转化为非对抗性？他是真想通，也是想问明白。毛主席听后笑道：“你脑瓜子转得快，这问题好。”不少代表会后议论，说荣毅仁敢想敢问，难得。

1957年1月上旬，人代会换届在即。毛主席找来陈毅，语气随意却坚定：“你去上海给荣毅仁拉拉票，把他推出来。”陈毅当即领命，夜里乘火车南下。抵达后，他先出席党员大会，转述中央指示，再加了一个小插曲。陈毅提到那位法国资本家的掌声：“法国人说，如果他们的共产党也这样搞统战，他第一个拥护。”一句话引得台下哄堂大笑，空气立刻轻松起来。

三天后，正式选举开始。举手、计票、宣布结果，过程极为严谨。看到屏幕跳出自己名字时，荣毅仁再三站起又坐下，脸上却按捺不住激动。有人凑到身边小声说：“老荣，副市长可不是闹着玩的，今后忙咯。”他轻轻应了声：“忙点好，总算没让主席和陈市长白背书。”

就这样，41岁的荣毅仁成为上海市副市长。那天晚上，黄浦江边灯火通明，工厂汽笛此起彼伏。他回到办公室，摘下帽子放在桌角，窗外不远处是正在运转的机器。当年那声“你来了，很好”仿佛还在耳边，而此刻，他需要把“如何把合营企业搞好”这句话，真正写进上海的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