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十二岁那年冬天，我爸妈离婚了。
大半夜的，我妈开车把我扔在了奶奶家门口。
门都没给我敲，车子一掉头就开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门外，雪花往我脖子里灌，冻得我直哆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了好久，爷爷才把门打开，他穿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冷着一张脸，说：“怎么，还要我这老头子八抬大轿请你进门？”
那一刻，我的心比外面的雪还凉。
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车里暖气开得很足，可我还是觉得冷。
车窗外面，路灯的光晕乎乎的，雪花像飞蛾一样，扑在玻璃上，然后又化成水，流下来，像眼泪。
我妈开着车，一句话也不说。
她刚跟我爸办完离婚手续，吵了一整天，脸上全是疲惫和不耐烦。车里的空气，冷得能结出冰渣子。
终于，车子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了下来。这是我奶奶家。
“下车，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我妈的声音，比外面的风还冷，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抱着我的小黄鸭书包，愣在座位上没动。“妈，”我小声说，“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转学手续我会去给你办的。”她连头都没回，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你爸不要你，我也养不起你。你爷爷奶奶家条件比我们好，让他们养着你。”
她说完，就下了车，打开后备箱，把我那个小小的行李箱拖了出来，“砰”的一声扔在地上。然后她回到车上，发动了车子。
我被她推出了车门，拖着那个比我还沉的行李箱，孤零零地站在雪地里。我的手被冻得又红又肿，像两根胡萝卜。
我看着我妈那辆红色的小轿车的尾灯，在黑漆漆的雪夜里越开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红点，消失不见了。她一次头都没有回。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我一边哭，一边走到奶奶家那扇掉漆的铁门前，抬起冻僵的手，用力地敲门。
“咚咚咚！咚咚咚！”
我敲了很久，手都敲疼了，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绝望地靠在冰冷的铁门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扔掉的垃圾，被全世界都抛弃了。
大概过了有十分钟，我快要冻僵的时候，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我爷爷。他穿着一件厚重的军大衣，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表情铁青铁青的。
他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居高临下地，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盯着我。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低着头，不敢说话。
“怎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又冷又硬，像冰渣子一样，“还要我这老头子八抬大轿请你进门？”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我拖着行李箱，低着头，从他身边挪进了屋。我不敢抬头看他，也不敢看屋里其他的人。
客厅里灯火通明。
奶奶、大伯、姑姑都坐在沙发上，好像在开会一样。
奶奶在抹眼泪，大伯板着脸抽烟，姑姑抱着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屋里的气氛，凝重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站在客厅中央，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我低着头，脚上那双湿透了的棉鞋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串脏兮兮的脚印。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和大伯抽烟时发出的“嘶嘶”声。
“又是半夜三更地把孩子扔过来，当我们这儿是收容所啊？”第一个开口的是我姑姑。她叫张琴，在纺织厂当个小组长，平时说话就尖酸刻薄。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嫌弃，“我家自强和自立两个孩子都要养，哪还有闲钱闲工夫去管别人家的闲事？”
我听了这话，头埋得更低了，两只手紧紧地攥着书包带子，指甲都快把书包抠破了。
大伯张建军弹了弹烟灰，没说话，但脸上那不情不愿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是家里的老大，在粮食局上班，是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平时最要面子。我爸妈离婚这事，估计让他觉得挺丢人的。
奶奶在一旁抹着眼泪，小声说：“行了，少说两句吧。孩子也怪可怜的，父母闹成那样，最苦的还是孩子。”
“可怜？”姑姑的嗓门一下子就提高了，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妈，您就是心太软！当初他妈嫁进来的时候，那副样子您忘了？嫌咱家穷，嫌咱家是农村出来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现在倒好，离了婚，没地方去了，想起咱家来了？把孩子扔过来算怎么回事？”
我听着姑姑的话，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虽然她说的是我妈，可我听着，句句都像是在说我。
从我进门开始，爷爷就一直坐在那张太师椅上，一言不发。
他手里盘着两个核桃，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那眼神，不像奶奶那样心疼，也不像姑姑那样嫌弃，那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审视的目光。
看得我浑身不自在，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爸，您倒是说句话啊。”大伯终于掐灭了烟头，开口了。
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爷爷身上。
爷爷缓缓地放下手里的核桃，然后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因为早年在战场上受过伤，一条腿有点瘸，站起来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
他看着我，还是那副冷冰冰的表情。
“规矩，我来定。”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屋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孩子住下可以，”他说，“但是，得按我的规矩来。在我们家，不养闲人，更不养寄生虫。”
他顿了顿，目光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脸上。
“从明天开始，早上五点起床。起来后，做早饭，打扫院子和屋里的卫生。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不到，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我哆哆嗦嗦地听着，大气都不敢出。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掉，砸在冰冷的地板上。我只能拼命地点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被一阵“梆梆梆”的声音给惊醒了。
我睁开眼，看见房门在震动。
“起床！”门外传来爷爷严厉的声音。他用他那根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拐杖，使劲地敲着我的房门。
我吓得一个激灵，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我昨天被安排睡在北边一间很久没人住的小房间里，屋里没有暖气，冷得像冰窖。
我哆嗦着穿上衣服，看了一眼手表，才刚到凌晨五点。窗户外头，还是一片漆黑。
我打开门，看见爷爷已经穿戴整齐，就站在门口。他还是穿着那件厚重的军大衣。
“快点，磨磨蹭蹭的干什么！”他瞪了我一眼，然后就瘸着腿，往厨房走去。
我跟着他走进厨房。厨房也很冷，他指着那个烧柴火的大灶台，问我：“会做饭吗？”
“会……会一点……”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以前在家里，最多也就是帮我妈淘淘米，择择菜，哪里正经做过饭啊。
“那就做。”爷爷的语气不容置疑，“全家七口人的饭。六点半准时开饭，七点我送你去新学校报到。”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个比我还高的灶台发呆。
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学着奶奶的样子，先往锅里添水，然后生火。
可那火怎么也生不着，不是烟太大，就是刚着了又灭了。我被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脸上手上全是黑灰，狼狈得像个小乞丐。
好不容易把火生着了，我又开始煮粥，蒸馒头。
我不知道该放多少米，多少水，只能凭感觉瞎放。结果，手忙脚乱之中，还一不小心把灶台上的酱油瓶给打翻了，黑乎乎的酱油流了一地。
我正手足无措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爷爷又走了进来。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狼藉，又看了看我这个小花猫，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拿起抹布，蹲下身，一点一点地，把地上的酱油擦干净。
然后，他走到灶台前，重新教我怎么看火候，怎么放米。他的动作很慢，但很有条理。
六点半，早饭总算是做好了。全家人都坐在饭桌前。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我做的粥，太稀了，跟水一样。蒸的馒头，外面看着还行，一掰开，里面还是生的，黏糊糊的。
姑姑皱着眉头，夹起一个馒头掰开看了看，又一脸嫌弃地扔回了碗边上。大伯也没吃，只喝了两口粥。
我难堪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爷爷，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口一口地，把我做的粥喝完了，还吃了一个夹生的馒头。吃完，他放下碗，看着我说了一句：“明天会做得更好。”
从那天起，我的“军训”生活就正式开始了。爷爷给我列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作息时间表，贴在我房间的墙上。
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做早饭。
七点上学。
下午五点放学回家，不许在外面逗留。回家后，先练一个小时的大字。
晚饭后，洗全家人的碗，然后做作业。
晚上九点，必须准时上床睡觉。
周末也不能睡懒觉，要打扫整个院子，还要把全家人换下来的衣服都洗了。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手上也磨出了好几个茧子。
有好几次，我实在太困了，早上起晚了十几分钟，爷爷就会拿着他的拐杖，站在我床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直到我吓得爬起来。
每次我干活偷懒，或者想耍滑头，他都会用那根拐杖，重重地敲一下桌子，然后冷冷地说：“在我家，就要守我家的规矩！”
爷爷说到做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把我送到了镇上的小学。
那辆自行车已经骑了二十多年，车身锈迹斑斑，车座的皮子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海绵。
爷爷骑车的时候，车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在清晨的街道上格外刺耳。我坐在后座上，手紧紧抓着车座，心里忐忑不安。
镇上只有这么一所小学，校舍很破旧，外墙的白灰都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砖头。
操场就是一片黄土地，风一吹就尘土飞扬。几个破旧的篮球架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连篮网都没有。
爷爷把车停在校门口，也没说什么鼓励的话，只是冷冷地说了句："下午我来接你。"
然后就骑着那辆破自行车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陌生的校门口，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渐行渐远。
教导主任把我带到了五年级二班。我的新班主任是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中年女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什么温度，然后淡淡地说："跟我进来吧。"
教室里很吵，学生们正在早读，但更像是在打闹。班主任拍了拍讲台："安静！"教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她把我领到讲台前，用一种毫无感情、像念课文一样的语调介绍我："同学们，这是新转来的同学，叫张雅。她父母离婚了，以后就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大家要多帮助她。"
她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响起了一阵嗡嗡的窃窃私语。
"离婚？"
"她爸妈离婚了？"
"啧啧啧……"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几十道好奇的、探究的、甚至带着明显嘲笑意味的目光，像一根根针一样，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
我站在讲台上，脸涨得通红发烫，双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恨不得地上能裂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
"父母离婚"，在那个年代，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小镇上，是一件非常丢人、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它就像一个标签，一个烙印，被老师亲手、硬生生地贴在了我的脑门上，让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班主任让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我低着头走过去，能听到经过的每一排座位旁边，都有学生在小声议论。
课间休息的时候，立刻就有几个胆子大的男生围了过来。
"喂，新来的，"一个长得又高又壮、脸上有颗黑痣的男生，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胳膊，语气里满是挑衅，"你爸妈为什么离婚啊？是不是你妈跟人跑了？还是你爸在外面有人了？"
旁边几个男生立刻哄笑了起来，笑声刺耳而恶意。
"肯定是她妈跟人跑了！"
"对对对，我听我妈说过，城里人都这样！"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指甲深深地掐进手心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我拼命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我不能哭，一哭他们就会笑得更厉害。
更糟糕的是，我的穿着打扮，也很快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
我身上穿的棉袄，是姑姑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姐穿剩下淘汰的旧衣服。
虽然奶奶已经洗得很干净了，但穿了好几年的衣服，颜色早就洗得发白发旧，袖口和领口都磨破了，还打了补丁。
我背的书包，是妈妈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给我买的那个小黄鸭书包。
因为用了整整四年，书包的拉链都坏过好几次，上面打了好几个歪歪扭扭的补丁，小黄鸭的图案也磨得看不清了。
"你们快看她那个书包！"一个扎着马尾辫、穿着新羽绒服的女生，用手指着我的书包，夸张地大声对她旁边的同学说，"跟要饭的一样！我三岁的时候都没用过这么破的书包！"
她说完，周围一圈女生都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把书包紧紧地抱在怀里，恨不得把它藏起来，把自己也藏起来。
那一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每一节课，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漫长。我把头埋得很低，盯着课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放学铃声终于响了。我像逃命一样，抓起书包，第一个冲出了教室。
我不敢回家。我怕一回家，看到爷爷那张严肃冷漠的脸，听到他那些冷冰冰的规矩，我就会忍不住哭出来。
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天色越来越暗，从灰蓝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漆黑。风也越来越冷，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走到镇上的小公园，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了下来。公园里很安静，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
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天完全黑透了，坐到手脚都冻麻了。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八点了，早就错过了晚饭时间。
一进门，就看见爷爷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
屋里没开大灯，只亮着茶几上那盏昏暗的台灯。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藏在阴影里，显得格外阴沉可怕。
"去哪儿了？"他开口问，声音冷得像冰，没有一丝温度。
"我……我在学校做作业……"我小声地撒谎，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撒谎。"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谎言，拐杖在地上重重地顿了一下，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学校五点就放学了。现在八点。说实话，去哪儿了。"
他严厉的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锐利，像两把尖刀，轻易地刺穿了我所有的伪装和倔强。
我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都笑话我！他们都欺负我！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说我妈跟人跑了！说我的书包像要饭的！我不想去上学了！呜呜呜……"我一边哭，一边把心里积攒了一整天的委屈和痛苦，全都喊了出来，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爷爷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骂我，也没有像爸爸妈妈那样不耐烦地让我闭嘴。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我哭，一言不发。
等我哭得差不多了，哭得嗓子都哑了，哭得快没力气了，他才从沙发上缓缓地站了起来。
"跟我来。"他说，然后一瘸一拐地朝楼梯走去。
我不知道爷爷要带我去哪儿。我跟在他身后，一抽一抽地抹着眼泪。
他瘸着腿，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但很稳。他没有带我去别的房间，而是直接走到了通往阁楼的那个狭窄的楼梯口。
阁楼我从来没上去过。
那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黑漆漆的，我有点害怕。
爷爷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阁楼上一间小房间的门。
那扇门很小，上面也挂着一把锁。
他推开门，拉亮了里面那盏昏黄的电灯泡。我探头往里一看，一下子就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