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彭德怀也在医院，张爱萍大喊，事后：也许他能听见我的声音

一九七二年初冬的清晨，京城的雾气还未散尽，三〇一医院的长廊里却传来一阵急促的拐杖声。刚做完左腿手术的张爱萍，扶着护士递来的双拐，一步一顿地往楼梯口挪。他心里明白，医生叮嘱要卧床静养，可不去看一眼楼上的彭老总，这条腿似乎更疼。

值勤哨兵伸出手挡在他面前：“同志，里头不能随便进。”张爱萍却扬声报出姓名，“我就是张爱萍！那边是我的房间，为什么不让进去？”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激起回响，悠长、沙哑，又带着几分倔强。事后他说：“得喊大点，也许他能听见我的声音。”

院方保卫人员赶来，七手八脚把他劝回病房。那一刻，张爱萍回头望向深处紧闭的病房门，心里像压了块大石。他清楚，那扇门后面的彭德怀已被癌痛折磨得形销骨立，却依旧倔强得像当年在雪山草地上指挥冲锋的那个人。

两人结识要追溯到一九三四年秋。那时红三军团急行军，彭德怀甫到任军团长，张爱萍任十二团政委。因夜宿过久，张爱萍迟到片刻。彭德怀没多说话，只是“哼”了一声，脸色铁青。年轻的张爱萍被这声闷哼震得心里发抖。往后数十年，每当回忆起这幕，他总自嘲那是“最温柔的批评”。

不久后的长征路上，张爱萍带队冲锋陷阵，多次担任前卫、后卫。直罗镇前夕，他递交侦察报告，彭德怀挑出几处错字，丢下一句：“仔细点。”张爱萍连夜改到手酸。从此落下写完再三遍的习惯。严格，确实严，可他心服口服。

抗日烽火燃起，两人各领其职。张爱萍调任骑兵团，战马嘶鸣中辗转榆林、靖边，掩护大部队东渡黄河。一次青阳岔之役，他因疏忽遭受土匪伏击，险些全旅覆没，被撤职反省。毛泽东见他时并未严词斥责，只说：“世上哪有百战百胜？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一句轻斥，胜过千言万语。张爱萍虚心请学，随后进入红大深造。

建国后，张爱萍在海防与导弹工程领域屡有建树。五五年，他主持攻取一江山岛，枪炮声彻夜照亮海面；三年后被彭德怀亲自点将，回总参协助推进整编。两人再度并肩，军中都知这对老搭档一刚一猛，办事雷厉风行。彭德怀冷不丁一句：“这事得罪人，你敢干？”张爱萍的回答干脆：“你有胆，我就有胆。”

可时代风云突变。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那篇《评……》登上《文汇报》，彭德怀再度被推入漩涡。他愤然而立，拍桌一拳，“批吧！我不怕！只要主席不撤我，我就干。”很快，大三线建设的功劳被扣上“十条罪状”。十二月，陌生人翻墙入成都寓所，将他带走。周恩来三条指示保他安全，但能保安危，难护声誉。

一九七〇年，彭德怀确诊癌症。此后两年，他的病房层层警卫，探视谈何容易。张爱萍恰在此时左腿骨折，住进同院。一想到与首长仅隔几层楼，他夜不能寐。

于是才有了那天的拐杖与嘶哑的喊声。有人事后问他：“何必闹成那样？”他淡淡一句：“他听得到，就好。”那是一名老兵能想到的最后慰藉。再见无期，他只能用声音告诉彭老总：部下还在，心没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走了，终年七十六岁。临终前，他自陈此生“爱骂人，骂错了不少，可对同志没耍过两面”，言辞仍是熟悉的铿锵。张爱萍后来对友人说：“那不是骂人，是对部下的磨砺。”

彭、张的情谊，贯穿了烽火与风雨。一个以怒斥塑造铁军，一个以执拗回应期待。喊声回荡在走廊里，或许真的穿过厚重的病房门，落在彭德怀渐趋微弱的听觉里。谁能断定，那位历尽坎坷的老兵，在生命尽头是否没有听见？

至此，往事俱成史料，却依旧能在字里行间触摸到热度。那声“我是张爱萍”，不仅是一位下属的呼唤，更是一代将士对信仰与忠诚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