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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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份尘封已久的历史文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这份由陈云亲手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详细记录了1935年1月那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会议。
在这份珍贵的传达提纲中，陈云如实记载了会议上的不同声音和激烈争论。
文献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伟人、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段看似平淡的文字，却揭示了遵义会议上并非一致通过决议的复杂历史真相。
当时的中央红军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已经锐减到三万余人。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
会议上，面对伟人提出的正确军事主张，绝大多数与会者表示支持，但仍有两人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
这份传达提纲的发现，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
当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展开这8页泛黄的手稿时，历史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陈云用他一贯严谨的笔触，记录下了那个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三天会议，连同会议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争论和分歧……
【一】陈云传达提纲的发现与认定
陈云的这份传达提纲并非一开始就广为人知。
1983年夏，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整理历史文献时发现了这份手稿，随后请示陈云能否公开发表。
陈云表示同意后，经过严格的史实考证和时间认定，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于1984年正式发表。
这份手稿的发现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在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进行资料征集工作。
在整理陈云同志的个人文献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陈旧的文件袋，里面装着几页用毛笔书写的手稿。
字迹虽然因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但内容却异常珍贵。
根据胡乔木的考证，这份传达提纲形成于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之间，即中央红军到达威信之后，但在到达鸭溪、苟坝之前。
陈云在传达提纲的开头标注了"(乙)"字样，表明这是传达工作的第二部分内容。这个细节为确定文献的性质和用途提供了重要线索。
传达提纲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遵义会议决定由伟人、张闻天和陈云三人负责向各军团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和决议内容。
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陈云撰写了这份详细的传达提纲，其中如实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和各位与会者的不同态度。
这份8页纸的手写文稿，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的背景、议程、发言情况以及最终决议。
陈云以其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客观准确地记录了会议的真实情况，没有回避任何争论和分歧，为后世研究这次重要会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文献认定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时间久远，需要多方面的证据来确认文献的真实性和时间。
研究人员通过比对陈云的笔迹、分析文献中提到的历史事件时间顺序、查证相关人员的回忆录等方式，最终确认了这份文献的珍贵价值。
胡乔木在给陈云的信中写道："根据手稿内容和红军长征中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判断手稿形成于中央到威信之后，但在到鸭溪、苟坝之前，即2月中旬至3月上旬之间。"
陈云阅读后批示同意了这个考证结果，为文献的准确定性提供了权威确认。
【二】遵义会议前的严峻形势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占领了贵州遵义。此时的红军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得这支曾经战无不胜的队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到1935年1月到达遵义，短短三个多月时间里，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无数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
连续的失利和巨大的伤亡，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湘江战役是长征初期最为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与敌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殊死战斗。
这一仗打下来，红军伤亡过半，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壮烈牺牲。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宁死不屈，咬断肠子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的失利，不仅造成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当时军事指挥的严重问题。
李德完全按照欧洲战场的经验，要求红军与敌人硬碰硬，结果导致了惨重的伤亡。
这种教条主义的指挥方式，与红军长期以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是秦邦宪（博古），年仅28岁。他虽然理论功底扎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表现优异，但在实际军事指挥方面缺乏经验。
博古的上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特别是米夫的提携。
这使得他在面对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时，往往倾向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
更关键的是，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中。
这位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进入中国，1933年9月到达瑞金。
他完全按照欧洲战场的经验来指挥中国红军，推行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用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李德的指挥方式引起了许多红军将领的不满。
彭德怀曾经愤慨地说："这些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前线指挥员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强烈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红军将领开始怀念伟人曾经指挥红军取得的辉煌战绩。
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在伟人的正确指挥下，连续取得了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
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仅有4万多人，面对国民党军10万人的进攻，伟人指挥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龙冈一战歼敌15000人，生俘敌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伟人指挥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五天内连打五个胜仗，歼敌30000人。
这些辉煌的胜利，与当前的连续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伟人此时虽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自从1932年宁都会议后，他就被排挤出了军事指挥层。
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的代表批评伟人在军事上"消极怠工"，认为他的游击主义不符合正规战争的要求。
这次会议后，伟人被调离军队，到后方担任苏维埃政府工作。
然而，随着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只有伟人才能拯救红军于危难之中。
在长征途中，一些军团领导开始私下议论，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军事指挥，让伟人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三】遵义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遵义。这座黔北重镇的占领，为召开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遵义城内相对安全的环境，使得中央领导人能够静下心来总结经验教训，思考红军的前途和出路。
早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期间，党内就有人提出要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系统解决军事指挥问题。
王稼祥由于在湘江战役中负伤，一直躺在担架上行军。
在行军途中，他与伟人、张闻天经常在一起交流，三人逐渐形成了对当前形势的共同认识。
王稼祥首先提出了改变军事指挥的想法。他认为，如果继续按照李德的方式指挥，红军很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只有让伟人重新出来指挥，红军才有希望摆脱困境。这个想法得到了伟人的赞同，也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
三人商议后，决定在遵义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首先说服了周恩来，获得了他的支持。
周恩来还提议将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的领导干部，让更多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参与讨论。
这个提议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只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难以达成共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地点选在了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
小楼位于遵义老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东侧，建筑风格独特，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又融入了西式建筑的元素。
会议室设在楼上的一间小客厅里，房间不大，只能容纳20多人。房间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桌面呈鱼背形，四周摆放着藤条靠背椅。
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煤油灯，为会议提供照明。由于正值寒冬，会议室里还生了一盆炭火取暖。
根据陈云传达提纲的记载，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0人左右。
这次会议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与会者都清楚，这次会议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张闻天根据与伟人、王稼祥的商议，事先起草了一份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伟人也准备了详细的发言稿，系统梳理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问题。
这些准备工作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会议第一天：博古的总结报告
1935年1月15日晚，遵义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由博古主持，这也体现了当时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地位。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与会者的表情都很严肃，大家都意识到这次会议的特殊重要性。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军事工作总结会议，但实际上涉及的却是整个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博古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这个报告准备了很长时间，内容相当详细。博古试图通过这个报告来为过去的失败进行解释，同时也为自己的领导责任进行某种程度的开脱。
在报告中，博古主要强调了客观困难。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力量强大。
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战术和装备。
同时，各个根据地之间缺乏有效配合，白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法为根据地提供有力支持。
博古还指责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
他认为，如果各级组织能够更好地动员群众，如果根据地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于军事指挥上的问题，博古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他承认在一些具体战役中可能存在决策失误，但坚持认为总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他特别为李德的军事指挥进行辩护，认为李德具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国际经验，他的指挥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博古的这个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不满。许多军团领导都是从前线撤下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一次次失败，深知问题出在哪里。
博古的报告不但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反而有为错误路线辩护的倾向，这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愤慨。
报告过程中，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一些与会者频频摇头，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情绪。
彭德怀甚至忍不住插话，对博古关于根据地支持不够的说法提出质疑。
他用自己在前线的亲身经历，说明根据地的军民对反"围剿"战争是全力支持的，问题不在支持够不够，而在指挥对不对。
博古的报告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才结束。当他放下讲稿时，会议室里一片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与会者对报告的态度。
大家都在等待着其他人的发言，期待着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
【五】周恩来的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与博古的报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的报告一开始就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这个开门见山的表态，立即引起了会场的注意。
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周恩来本来也要承担军事指挥的责任。但是他没有回避这个责任，而是主动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他承认自己在军事决策中存在问题，没有能够坚持正确的意见，有时甚至妥协了错误的决定。
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形势。
他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
他指出，红军长期以来靠游击战术取得胜利，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却放弃了这些成功的经验，盲目地与敌人拼消耗，结果导致了失败。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明确提出了改变军事指挥的必要性。
他说："红军正面临着比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更加严重的敌情，只有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让善于运用运动战的同志来指挥红军，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他说的是伟人。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许多军团领导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红军摆脱困境的可能。
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作为当时党内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的态度对会议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他的自我批评和对改变军事指挥的明确支持，为后面伟人的发言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在周恩来之后作了长篇发言，这实际上是一个"反报告"。
张闻天根据事先与伟人、王稼祥讨论的意见，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点名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
伟人随后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他着重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的辩护。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伟人的意见，并第一个提出应该由伟人来指挥红军。
这个表态对会议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认为是"关键的一票"。
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等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发了言，支持伟人的正确主张，同意改变军事指挥领导。
会场上形成了强大的声势，要求结束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在这种看似一边倒的情况下，会议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当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表达了对伟人的支持时，仍有人站出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
首先是年仅29岁的凯丰（何克全），他在会上不仅维护博古、李德的"左"倾路线，还对伟人的军事思想提出了尖锐批评。
更让人意外的是，身为总负责人的博古，虽然在会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检讨，但根据陈云传达提纲的记载，他"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两个人的反对声音，使得原本以为会顺利通过的决议，突然变得复杂起来。
会议的气氛一度变得紧张，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其结果远比预想的要充满变数。
就在这关键时刻，陈云详细记录下了这些不同声音，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陈云晚年追忆，遵义会议凯丰坚反毛主席，另一人是秦邦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