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画被鲁迅骂低俗，周总理却抢着要

一百年前，有个从意大利来的画家，挺着胸脯上了上海的码头。

谁知道，行李还没收拾利索，他就得买票回家了。

临走的时候，这老外跟老板抹着眼泪说了一句大实话：

“这地方根本不需要我，上海早就有人了。”

咋回事呢？

他在大马路上溜达了一圈，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墙上贴的那些广告画，比他在欧洲看过的还要细腻，人物跟活的一样。

再一打听，好家伙，九成以上都是同一个中国画师的手笔。

这人名字叫郑曼陀。

要是把你换到郑曼陀那个位置，你会发现这人简直就是在玩“满级号屠新手村”的游戏。

他这辈子干了三件大事，前两件让他成了上海滩的老大，最后一件，却让他摔得稀碎。

咱先聊聊他的第一步棋：把不可能混在一起的技术给混了。

郑曼陀命苦，开局就是地狱模式。

爹妈走得早，养父母也没陪他多久。

他是在死人堆的阴影里长大的，长大后找的活儿也跟死人沾边——在杭州“二我轩”照相馆给遗像修片。

那时候照相机是个稀罕物，技术不行，拍出来的遗像乌漆墨黑。

这时候，郑曼陀琢磨着一个难题：咋能把走了的人画得像还活着一样？

用传统国画吧，那是讲意境的，不讲究光影，画不像；用西方油画吧，那玩意儿太厚，价钱也贵，老百姓消费不起。

郑曼陀把眼光盯上了一种叫“炭精粉”的玩意儿。

这东西本来是洋人画素描用的，好处是不变色，画出来特真实。

但在当时那个艺术圈，大师们都瞧不上，觉得这是工匠用的粗活，上不了台面。

可郑曼陀不管那一套。

他心里明镜似的：客户要的是“像”，是看着“不害怕”，谁管你艺术不艺术。

于是，他捣鼓出了一套独门绝技——“炭精擦笔水彩画”。

先拿炭精粉在纸上把人的脸型、光影给“擦”出来，立体感立马就有了；然后再薄薄地罩上一层水彩，给皮肤上点血色。

这一招“擦”出来的效果，简直神了。

画出来的遗像，皮肤嫩得像能掐出水，原来那种阴森感荡然无存。

这哪是画遗像啊，这分明就是那个年代的手工版“美颜相机”。

既然能把死人画得这么有生气，那画活人岂不是降维打击？

这就到了他的第二步棋：换个场子玩。

郑曼陀不想一辈子就在照相馆里混。

他揣着这门手艺杀到了上海，盯上了一个刚冒头的新行当——“月份牌”广告画。

那时候的月份牌都啥样？

全是些山水花鸟，或者是老掉牙的民间传说。

画师们还在用老一套国画笔法，画出来的人跟纸片一样平。

郑曼陀一眼就看穿了机会。

他把老一套全扔了，做了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决定：画时髦姑娘。

他笔下的女人，穿着最流行的旗袍、洋装，烫着大波浪。

配上他那手独门的“炭精擦笔”功夫，画出来的美人，眉毛像柳叶，嘴唇像樱桃，皮肤跟羊脂玉似的。

当时的报纸都惊了，说这美得都不像画，感觉人都要从纸上走下来了。

这一招太狠了。

郑曼陀的画一挂出来，立马横扫整个上海滩。

卖烟的、卖化妆品的、开银行的、卖保险的，各路老板挥舞着支票排队求画。

他的画印了一百多万份，比其他所有画师加起来都多。

有的客户为了等他一幅画，订单能排到三年以后。

这时候的郑曼陀，那是名利双收，站到了人生巅峰。

这巅峰到啥程度呢？

连周恩来总理都对他另眼相看。

后来郑曼陀的闺女去抗日，他去看女儿的时候碰上了周总理。

总理一听他是画月份牌的那位郑先生，拉着手聊了半天。

临走郑曼陀送了一幅画，总理一直当宝贝收着，后来董必武想讨要好几回，总理都没舍得给。

当然，也有人看不惯。

鲁迅先生就特反感，觉得这些画里的女人看着病恹恹的，没啥好内容。

美术圈的老古董们也骂他是“俗气”、“伪艺术”。

但市场不管这一套。

在那个年代，郑曼陀就是流量的代名词。

可偏偏就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郑曼陀走了第三步棋。

这一步，直接把他的商业大厦给推倒了。

面对泼天的富贵，郑曼陀选了“关门”。

画月份牌这行太暴利了。

当时的一哥谢之光，一张画能卖500块大洋，最火的时候一幅画能换北京一套四合院。

郑曼陀虽然没那么夸张，但每个月稳稳当当入账300大洋不成问题。

这块肥肉太香，想学艺的人自然就多。

门槛都被踩破了，无数人提着厚礼想拜师，里面甚至有个后来成了一代宗师的年轻人叫叶浅予。

当时叶浅予满怀诚意想学两手，结果被郑曼陀给轰走了。

郑曼陀为啥不教？

他脑子里还是老一套手艺人的想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家里一大家子要养，女儿读的是上海顶级的贵族女校，儿子上的是复旦大学，哪哪都需要钱。

他觉得，只有把这“独门秘方”捂严实了，全家的饭碗才端得稳。

所以，他每次画画都把门窗关得死死的，生怕被人偷瞄了一眼去。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在这个工业化时代，技术壁垒是捂不住的。

你不教，人家会偷啊。

那些被拒之门外的画师们，开始翻他的垃圾桶，搜集废稿、半成品，甚至有人专门盯着他家里找线索。

没过多久，那层窗户纸就被捅破了。

大伙儿一看，嗨，原来奥秘就在那一小撮“炭精粉”上。

秘密一旦公开，这就不是人跟人的单挑了，而是变成了商业模式的群殴。

别人偷学了这招后，立马开始“团队作战”。

开画室，招学徒，流水线生产。

那个后来一张画卖500大洋的谢之光，就大开山门收徒弟，拜师费就要500大洋。

人家带着一帮徒弟，产量大得吓人，迅速抢占市场。

郑曼陀呢？

还是一个人，关着门，一笔一笔地慢慢“擦”。

一个人哪干得过一个团队？

一双手哪拼得过一条流水线？

有个偷师成功的画家，靠着这种新画法，一个月赚的钱能买辆小汽车。

从1920年开始，也就是他刚称霸上海滩没几年，郑曼陀就被挤得没地儿站了。

他一手打下来的江山，因为他的“保守”，拱手送给了那帮模仿者。

后来，他只能靠画点水彩画勉强维持生计。

1937年抗战打响，他拖家带口逃到了成都。

等赶走了侵略者再回上海，那个属于他的时代早就翻篇了。

晚年的郑曼陀，脑子糊涂了，得了重度老年痴呆。

他经常趁家里人不注意溜出去。

有一回，他居然从北京宣武门坐着三轮车跑到了西直门，大半夜才被警察送到了派出所。

警察问他：“老人家，家在哪啊？”

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画过无数摩登女郎的老人，嘴里只念叨着一句：

“我要去杭州。”

杭州，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在那儿，他还是个孩子，爹妈还在，那个残酷的商业世界还没开始转动。

在生命的尽头，他闭着眼，安安静静地等着父母来接他回家。

这一辈子，他靠技术创新赢了上半场，却因为拒绝分享输了下半场。

所有的护城河，你要是不经常疏通、拓宽，最后都会变成困死自己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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