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沈醉回忆录》《人民文摘》《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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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8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秋日的阳光透过铁窗洒进灰暗的囚室。
当工作人员宣读第二批特赦名单时，整个管理所陷入一片寂静。
50个名字被依次念出，其中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沈醉。
这位曾经的军统总务处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就此成为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消息传开后，整个功德林都沸腾了。有人为沈醉高兴，有人感到不解，更多的人陷入沉思。
在另一间囚室里，徐远举听到这个消息，手中的针线活停了下来。他盯着窗外，脸色变得复杂莫名。
同为"军统三剑客"，1949年12月9日同一天在昆明被扣押，关押地点相同，改造时间相近，凭什么沈醉能提前出去。
周养浩当时已被转移到辽宁抚顺，但消息很快传到他耳中。
这个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眼神中闪过一丝明悟。
功德林里关押的都是些明白人，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特务头子，在漫长的改造岁月里，早已学会察言观色、分析局势。
当天夜里，徐远举辗转难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沈醉这些年来的种种表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逐渐浮现出来……
【一】昆明往事与三人被捕
1949年12月9日的昆明，注定成为改变三个人命运的关键节点。
当日，云南省主席卢汉正式宣布起义，通电全国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
彼时的沈醉，正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务。
作为军统在云南的重要人物，他在戴笠死后，仍深得毛人凤信任。
就在卢汉宣布起义的当晚，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并以云南军统站站长的身份发布命令：云南境内所有特务接受卢汉的指挥，停止任何特务行动，交出携带的武器弹药和电台等设备。
徐远举，这位黄埔7期毕业的军统重庆站站长，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
作为军统内部以心狠手辣著称的人物，他曾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卢汉起义前，他正潜伏在昆明，准备伺机逃往台湾。
当时的徐远举手中握着一张从沈醉那里弄来的机票，原本计划在12月10日清晨的航班离开昆明前往台湾。
周养浩，190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他，1933年由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
在军统内部，这位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的人物被称为"书生杀手"，曾亲自策划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
在重庆期间，周养浩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
12月9日当天下午，周养浩曾给沈醉打电话要求送机票。
沈醉在电话中说："你来我这里吧，徐远举正好也在，我们三剑客最后团聚一下，明天你二位一起走。"
周养浩急躁地回答："还团聚什么呀，现在是逃命要紧，你赶快派人把机票给我送过来吧，我就在机场等着。"
沈醉满口答应着："好吧，那你就等在那里不要动，我这里尽快准备让人给你送过去。"
然而，沈醉并没有兑现承诺。当天晚上卢汉宣布起义后，沈醉立即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同意起义，并向卢汉提供了徐远举和周养浩的藏身地点。
12月9日深夜，两人相继被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就此，"军统三剑客"在同一天全部落网。
被捕时的情形各不相同。沈醉是在省政府开会时被扣留的，相对平静。
徐远举是在住所被捕的，当时他正在销毁一些重要文件，被逮捕时神情慌张。
周养浩则是在机场等候机票时被捕，当他看到前来逮捕他的军人时，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二】从昆明到功德林的漫长路程
三人被捕后，最初被关押在昆明陆军监狱。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以囚犯的身份重新见面。
气氛相当尴尬，特别是徐远举和周养浩对沈醉充满了怨恨，认为是沈醉的出卖导致了他们的被捕。
1950年初，他们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在押送的路上，沈醉被单独押送，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则被关在同一节车厢里。
据后来的记录显示，在这趟火车上，两人商量过如何对付沈醉。
到达重庆后，三人被安排在白公馆的同一间牢房。
在白公馆期间，因为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周养浩的一些活动，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
有一天，周养浩终于按捺不住怒火，拿起小板凳向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
宋希濂夺走凳子后，对周养浩说："都是阶下囚了，还窝里斗什么。"此后很长时间，周养浩和沈醉都是横眉冷对，互不说话。
在白公馆的日子里，三人的表现已经显现出不同的倾向。沈醉比较配合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写交代材料。
徐远举则显得比较谨慎，既不过分抵抗，也不特别积极。周养浩的态度最为强硬，经常与管理人员发生争执，拒绝认罪。
1957年10月，沈醉与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人一起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和周养浩也相继被转移到功德林，但周养浩后来又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是一座特殊的监狱。
这里关押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战犯，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陈长捷等人，还有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的要员。
进入功德林的战犯，按照职务等级，党部要省一级负责人以上，行政要省主席以上，军队要中将以上，特务要少将站长以上才够格。
进入功德林后，战犯们被分配到不同的监舍。沈醉住在36号监舍，徐远举在48号监舍。
每个监舍住4到6个人，有单独的洗漱设施和活动空间。监舍里有床铺、桌椅、书架，还有收音机可以收听新闻和音乐节目。
功德林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没有酷刑，没有虐待，甚至伙食标准还不错。
每天三餐都有荤有素，逢年过节还会加菜。管教人员对待战犯的态度也比较平和，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规律。早上6点起床，6点半到7点是洗漱时间，7点到8点是早餐时间。
上午8点到11点是学习时间，战犯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事政治、党的政策等。
下午2点到5点是劳动时间，参加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比如糊纸盒、做鞋底、缝制衣物等。
晚上7点到9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看书、写材料、互相交流、下象棋等。
在功德林，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战犯之间可以互相交流。
在自由活动时间，不同监舍的战犯可以到院子里活动，彼此聊天谈心。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让很多战犯逐渐放下了戒备心理。
【三】不同的改造表现
转入功德林后，评比制度实行积分制。交代历史、学习政治、参加体力劳动，每项都有量化标准。
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评比，分为"积极改造"、"基本改造"、"观望"、"落后"几个等级。
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包括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经过、担任过的职务、执行过的任务、犯下的罪行等等。
这些交代材料要经过反复核实，不仅要自己写，还要其他知情的战犯证实，管理人员也会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核对。
沈醉的表现最为积极主动。他写交代材料很认真，一笔一划，内容详实。
沈醉的交代材料写得很长，前后加起来有几十万字。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材料里有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内幕。
沈醉不仅写自己的经历，还详细写军统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重要人物的情况。
在交代材料中，沈醉不仅承认了自己参与的各种特务活动，还主动揭露了军统内部的黑暗面。
他详细描述了军统如何监控民众、如何暗杀异己、如何搜集情报等等。
这些材料对于了解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运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更让管理人员感兴趣的是，沈醉还提供了大量关于军统人员的详细信息。
包括各地站长的姓名、联络方式、活动规律等等。他甚至画了军统组织的结构图，标明了各级人员的关系。
这些信息对于清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具有重要意义。
沈醉在学习方面也很积极。他认真阅读指定的书籍，积极参加讨论，经常在学习会上发言。
他的发言内容不仅涉及对自己罪行的认识，还会联系实际情况谈体会。管教人员对他的学习态度给予了肯定。
在劳动方面，沈醉更是表现突出。虽然他出身富裕家庭，从小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但在功德林他却表现得很积极。
糊纸盒、做鞋底、缝制衣物，什么活都干。有时候为了完成任务，他还会主动加班。
第一年评比时，沈醉就被标为"基本改造"。
这在军统出身的战犯中是比较罕见的。一般来说，特务出身的战犯改造难度比较大，因为他们受的训练就是如何隐瞒真相、如何应付审讯。
徐远举的态度相对谨慎。他也写交代材料，也参加学习和劳动，但总给人一种保留的感觉。
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但对一些敏感问题往往避重就轻。他写材料时总是反复斟酌，生怕说错什么。
在学习讨论时，徐远举很少主动发言。即使被点名发言，他也是简单几句就结束。
他的发言内容通常比较官方，缺乏真情实感。管教人员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放下包袱，真诚地面对历史。
1954年，徐远举开始有所转变。他补充交代了重庆时期的一些重要活动，特别是1949年11月27日那个血腥的夜晚。
那天，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徐远举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承认来得很艰难，但终究还是说出来了。
徐远举还补充交代了在西南地区建立情报网络、破坏地方政权等活动。
他详细交代了重庆时期的特务活动，包括监视、跟踪、逮捕、审讯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这些交代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是说出来了。
在前两年的评比中，徐远举一直处在"观望"状态。管教人员认为他还有保留，没有完全敞开心扉。
直到1954年以后，他的评比等级才有所提升。
周养浩的情况最为复杂。他学过法律，在接受提审时总是用法律知识为自己辩护。
他强调自己只是执行命令，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态度让工作人员很不满意。
周养浩经常利用自己熟知法律的条件，用法律条文来和审讯人员辩论，为自己开脱罪行。
他会说："我是司法人员，只是奉命行事。"把个人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在写交代材料时，周养浩总是避重就轻。对于一些重大罪行，他要么说记不清了，要么说是别人的责任。
特别是关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事情，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直接责任。
1956年，周养浩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后，还是拒不交代实质性的罪恶。
他经常在交代材料中引用法律条文，试图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这种态度让管教人员十分头痛。
在评比中，周养浩长期被标为"落后分子"。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与其他战犯发生争执，认为大家都太软弱，不应该向共产党低头。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33名战犯获得特赦。
当管教人员在广播里宣读名单时，整个监所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期待着能听到自己的名字。
名单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邱行湘等人，但没有军统三剑客中的任何一人。
徐远举听到这个消息后，情绪激动，大吵大闹。他对管教人员说："凭什么他们能走，我们不能走？论资历，我们不比他们差；论改造，我们也很积极。这不公平！"
周养浩在抚顺得知第一批特赦名单里没有自己时，更是破罐子破摔。
他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愿意关就关着吧，反正我也不指望出去了。"从此，他的改造态度更加消极。
沈醉对于第一批特赦名单没有自己倒是比较平静。他对同监舍的战犯说："特赦是分批进行的，我们要有耐心。只要真心改造，总会有机会的。"这种平和的态度，让其他人对他刮目相看。
【四】沈醉的意外特赦
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这次有50个人获得特赦。
当工作人员念到"沈醉"这个名字时，整个功德林都轰动了。沈醉成为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徐远举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想不通，为什么沈醉能比自己早出去。论罪行，沈醉不比自己轻；论改造表现，自己也很积极；论资历，两人差不多。凭什么沈醉能在1960年就获得特赦。
在48号监舍里，徐远举坐在床边，手里的针线活早已停下。
他回想着这些年来与沈醉的种种接触，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细节：沈醉写交代材料时的认真态度，他对军统内部情况的详细了解，他与管教人员谈话时的配合程度...
周养浩在抚顺得知这个消息后，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他想起1949年12月9日那个夜晚，想起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那一刻，想起沈醉提供情报导致自己被捕的情形。周养浩开始明白，原来沈醉早就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功德林里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沈醉能提前特赦，是因为他改造表现好。
有人说是因为他在1949年参加了云南起义。
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交代问题详细，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但是这些表面的原因，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沈醉能够在众多战犯中脱颖而出。
徐远举在1960年沈醉特赦时曾对文强说过："沈醉这次能提前出去，恐怕不是因为当年的那点表现，而是另有原因。"
文强当时回答："形势比人强，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但徐远举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1961年中央第一次特赦时，周养浩仍然不在特赦名单中。
此时他才真正明白：不拿出点"实际行动"，前景渺茫。从那年起，这位昔日军统法官换上了另一副面孔。扫院子、抄文件、晚间学习发言，他样样抢着来。
沈醉的特赦让周养浩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积极配合改造。
但即使周养浩开始积极表现，他在一次次的特赦名单中依旧没有出现。
这让他更加困惑：到底什么样的"贡献"才能换来特赦。
直到多年后，当档案逐渐解密，徐远举和周养浩才恍然大悟，原来沈醉在被关押期间，向有关部门提供情报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