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治理之路：国际实践与中国创新

今年1月上旬，法国健康、家庭、自治与残障人士部发布公报，宣布正式启动《2026—2030年肥胖人群医疗护理路线图》，以系统性举措应对国民肥胖问题。此前，法国已将肥胖明确列为重要公共卫生议题，认定其为慢性疾病，并设立了专门的肥胖专科中心。然而，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该国肥胖率仍持续攀升，发病年龄不断提前，致使严重并发症增多、生活质量下降及就医困难。当这个以美食文化闻名的欧洲国家都开始制定如此系统性的应对计划时，全球肥胖的严峻性可见一斑。

肥胖，这个曾经被视为“富贵病”的健康问题，如今已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到乡村，从成人到儿童，肥胖大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负担也在持续加重。

全球流行现状：肥胖疾病持续攀升

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卫生部门的数据表明，全球肥胖人口增长势头迅猛，且正快速向中低收入国家蔓延。这一趋势背后，是全球化引发的生活方式转变：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的加工食品大量涌入，传统健康饮食习惯逐渐被快餐文化取代，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成为常态。

从年龄结构来看，肥胖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全球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率持续攀升，这意味着肥胖带来的健康负担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持续加重。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肥胖将成为21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在我国，肥胖现状同样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达34.3%，肥胖症患病率为16.4%。这意味着每三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位超重，每六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位患有肥胖症。更令人担忧的是，6—17岁青少年儿童的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达到11.1%和7.9%，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也分别为6.8%和3.6%，表明肥胖正从成人向儿童蔓延，形成全年龄段的健康威胁。

健康危害分析：关联多重复杂因素

长期以来，公众对肥胖的认知往往局限于体重超标、影响美观的层面。而医学研究揭示，肥胖带来的健康危机远超这一浅层认知。大量医学研究证实，肥胖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部分癌症、骨关节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心血管病是肥胖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肥胖会导致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动脉硬化，显著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风险。多项研究显示，肥胖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明显高于正常体重人群。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均有超重或肥胖的表现。此外，肥胖还会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除了身体疾病，肥胖还会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往往面临社会歧视、就业困难、社交障碍等困境，进而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肥胖造成的医疗负担和社会成本极为庞大。在我国，肥胖已成为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超重和肥胖症造成的死亡在所有死亡原因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2.8%显著上升至2019年的7.2%；在慢性病相关死亡中的占比，也从1990年的3.9%上升至2019年的8.0%。在全球范围内，与肥胖相关的医疗支出占各国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攀升，这还未涵盖因肥胖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早逝等间接经济损失。

国际应对策略：调动多元政策工具

面对肥胖这一全球性挑战，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纷纷探索出多样化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形式虽有不同，但均体现了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理念。墨西哥是全球最早实施糖税政策的国家之一。2014年，墨西哥对含糖饮料征收10%的特别税，同时对高热量零食征收8%的税费。相关研究显示，糖税实施后，含糖饮料的消费量有所下降，其中低收入群体的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英国在肥胖防控方面采取了更为综合的策略。2018年，英国实施软饮料行业税，根据饮料含糖量征收不同税率的税款。这一政策不仅减少了高糖饮料的消费，还促使众多饮料生产商主动降低产品中的糖分含量。英国还推行了“交通灯”式营养标签系统，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标识食品中脂肪、饱和脂肪、糖和盐的含量。此外，英国还出台了限制不健康食品广告的相关政策。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施了健康星级评级系统，以0.5星至5星的评级方式直观展示食品的整体营养质量。新西兰尤为重视学校健康计划，通过改善学校食堂食品质量、增加体育活动时间、开展健康教育等多种方式，全面促进儿童健康。

从各国实践看，单一的政策措施往往效果有限，需要多种政策组合、协同发力，才能产生显著成效。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看到效果。正如一位公共卫生专家所言：“肥胖防控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

中国全力以赴：快速构建防控体系

面对日益严峻的肥胖问题，我国也在积极行动。2024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是我国首部肥胖多学科诊疗权威指南，建立了规范化的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为医疗机构提供科学的诊疗依据。此前在2022年，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等机构已发布《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为肥胖防治工作做出科学指导。

与此同时，我国正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肥胖防控路径。在政策层面，已构建起多部门协作机制，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均在各自领域内推进肥胖防控工作。在医疗层面，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正在逐步推广，营养干预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在公共卫生层面，各地纷纷开展健康教育和生活方式干预项目，尤其是在学校和社区层面，已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方面，我国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参考法国的路线图模式，可进一步完善系统性的肥胖防控国家战略，明确防控目标、主要任务、责任主体和实施路径。在食品营养标签方面，可借鉴英国的“交通灯”系统或新西兰的星级评级系统，探索符合中国消费者认知习惯的营养标签制度。在政策工具创新方面，尽管糖税等税收政策在我国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可考虑在特定地区或特定产品上先行试点。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参考法国的分级诊疗模式，中国可进一步完善从社区到医院的肥胖诊疗体系，建立肥胖患者长期随访和管理机制。

短评：肥胖已绝非个体选择的偶然结果，而是全球化进程中交织着环境、制度与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健康挑战。当高热量加工食品成为日常饮食的“默认选项”，当城市化浪潮催生久坐为主的生活形态，当健康资源分配不均加剧健康不平等，肥胖的蔓延便不再是个人意志的失范，而是时代发展中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产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我国而言，这场共性挑战既是必须直面的压力，更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机遇。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负责任大国，我国的肥胖防控成效不仅关乎国民福祉，更深刻影响全人类健康格局。我们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精髓，更要立足本国人口结构、饮食文化与社会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控之路。这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形成强大合力：以国民营养健康需求为核心导向，聚焦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精准施策；完善食品营养标识制度，强化健康消费引导；深化社区与医院的联动机制，构建连续化健康管理体系；以制度创新优化健康环境，让健康饮食、主动运动成为生活常态。

应对肥胖挑战，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以制度耐心久久为功，通过国际经验互鉴与本土实践创新的深度融合，用系统性战略规划筑牢健康根基，方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全球肥胖防控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博士 王腾逸，大庆市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科负责人 岳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