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49年秋，神州大地凯歌高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尘埃落定，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防线土崩瓦解，残部如丧家之犬般向东南沿海逃窜。
全中国解放的曙光，已照亮每一寸土地。然而，福建前线一封加急电报，却如冰锥刺穿欢庆的氛围，震彻中南海最高指挥部——小小的金门岛，我军9000余名官兵，全军覆没！
这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军最惨烈的一次失利，一次近乎耻辱的惨败。彼时，我军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为何会在这座距厦门仅18海里的弹丸小岛，折戟沉沙、血流成河？
答案，藏在指挥层一连串的轻敌与大意里，藏在一次次致命的决策失误中，每一笔都浸透着鲜血与悔恨。
参战的并非杂牌弱旅，而是隶属于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28军，其前身是华野十纵——一支曾被粟裕盛赞“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英雄部队。豫东战役中，十纵奉命阻击黄埔精英胡琏率领的国民党精锐兵团，在杞县桃林岗死守5昼夜，重创敌第5军，为主力歼敌争取了关键时间，也让胡琏对这支部队刻骨铭心，埋下了日后针对性部署的伏笔。
1949年2月，华野整编为三野，十纵大部改编为第十兵团，下辖28、29、31军，共10.8万余人。兵团司令员叶飞，是三野赫赫有名的“悍将”，年轻骁勇、敢于亮剑，虽因伤病未参加淮海战役，却深得野司首长信任，受命执掌十兵团。上任后，他不负重托，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丹阳、常州、无锡、苏州，随后进军福建，连克福州、厦门，一路势如破竹。
连续的胜利，像一剂迷药，麻痹了第十兵团指挥层的神经。尤其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的氛围中，叶飞急于给新生的祖国献上一份厚礼，将目光锁定在了厦门对岸的金门岛。在他看来，金门不过是弹丸之地，守敌是李良荣第22兵团的残部和新兵，共计2万余人，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这种轻敌情绪，从兵团指挥部蔓延至基层连队，“最多三个团，不用三天就能解决战斗”的论调，成了无人质疑的共识。
指挥层的大意，首先体现在对情报工作的极度漠视。渡海作战，情报是生命线，而他们却亲手将这条生命线斩断。战前，我军侦知金门守敌为2万余人，却对战场态势的瞬息万变视而不见，对国民党军的增援行动毫无察觉。
事实上，就在我军筹备进攻的前几天，胡琏的第12兵团，这支与十纵交过手、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的国民党精锐，正从潮汕地区紧急撤退，其先头部队第18军118师已于10月24日抵达金门，后续部队正陆续登岛。
更致命的是，10月24日中午，叶飞接到28军副军长肖锋的电报，询问是否发起进攻时，曾特意询问胡琏兵团动向，参谋人员误报“胡琏兵团正在海上徘徊，不愿赴援金门”。这个错误的情报，让叶飞更加坚定了进攻的决心，他认为这是“最后一个战机”，当即批准当晚发起攻击，却不知蒋介石严令胡琏援金的电报已发出，只是未被我军截获。
胡琏部的到来，使金门守敌骤增至4万余人，配备舰艇、飞机、坦克等重武器，指挥体系、士气和防御决心都得到质的提升，而我军攻击部队对此一无所知，仍抱着“探囊取物”的心态，奔赴一个早已布好的死亡陷阱。
渡海作战，船只是核心保障，而指挥层的大意，在船只筹备上暴露得淋漓尽致。第十兵团是传统陆军，毫无海战经验，解放军新生的海军也尚不具备作战和大规模运输能力，只能依靠临时征集的木帆船和渔船。国民党军撤退时，早已大肆损毁沿海船只，加上当地渔民对我军缺乏了解，或藏船、或毁船，导致船只征集异常困难。
战前规划中，指挥部明确需要各类船只共计1040条，才能保障进攻顺利和梯队衔接。但指挥层并未重视这一刚需，既未提前统筹部署，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征集和保护船只，直到进攻发起前，仅凑齐375艘小型木帆船，且多为近海渔船，抗风浪能力极差，仅能运载第一梯队三个团的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