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美国一旦输给中国，结果会比当年的英美权力交接更惨烈？

历史总是喜欢押着相同的韵脚，但这一次，至少对西方来说，历史的韵脚可能不仅仅是押得生硬，甚至还有可能押得惨烈。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深度剖析美国衰落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英国著名媒体人、政治评论员贾南·加内什（Janan Ganesh）提出了一个颇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一个处于衰落中的超级大国，它的“情绪起伏”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危险。

加内什以70年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为例。他提到，在1956年，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余晖尚未散尽。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这对难兄难弟决定最后赌一把，试图用武力挽回颜面。

按照常理，能做出这种鲁莽决定的，要么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要么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莽夫。

但当年的事实恰恰相反。当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是二战后唐宁街10号里最有文化底蕴的一位。他举止优雅，学识渊博，甚至还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理性的绅士，在英国国家地位滑落的焦虑面前，彻底失了智。

艾登就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结果，不仅没能挽回帝国的荣光，反而加速了英法的退场。

为什么？

加内什认为，因为对于地位滑落的焦虑，会让最理性的人做出最疯狂的事。

那种眼睁睁看着权杖从手中滑落的恐慌，足以摧毁任何看似不可动摇的战略定力。

很多人喜欢用当年的“英美权力转移”，来类比今天的“中美大国博弈”。

秉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既然英国能和平地把霸主地位让给美国，那美国应该也能体面地接受中国的崛起？

但在加内什看来，这恰恰是误读了美国当前面临的心理困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衰落”，滋味都是一样的。

从硬指标上看，虽然英国当年的衰落要比今天的美国惨烈得多，但在心理层面上，英国人其实还有个效果很强的“安慰剂”可以服用，那就是交权的对象“好歹”是美国。

英美两国说着同一种语言、信奉相似的价值观，甚至连统治阶级的肤色都是白色的。

对于英国精英来说，英美交权更像是一次家族内部的“财产继承”。虽然当爹的退休了，不当家了，但这万贯家财毕竟还是留给了自己的亲侄子。这种心理上的软着陆，极大地缓解了英国人的失落感。

但今天美国面临的局面，截然不同。

如果美国真的被中国超越了，甚至更糟糕，被打败了，那么它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第一”的头衔，更是整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

因为中国，在很多美西方眼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异类”。

中美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相似的宗教背景，也没有相同的人种特征，更不要说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了。

所以，在美国精英的视角里，中美之间的东升西降不是“表亲接班”，而是“异类逆袭”。

这种主观上的心理冲击，可能远比GDP被反超要恐怖得多。因为对于美国而言，这种衰落不仅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更意味着一种文明优越感的彻底崩塌。

要是一个人觉得，他的地位和权力正在被一个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对手剥夺，那么他的反应就很有可能不是理性的妥协，而是本能的排斥和激烈的反扑。

很多人把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的“疯狂”，归结为特朗普个人的性格。觉得只要美国换个总统，华盛顿就又会变回那座堪称楷模的“西方灯塔”了。

但加内什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天真的误解。

诚然，特朗普对于好大喜功有着病态一般的痴迷，这确实增强了美国的侵略性。

但如果仔细回想一下，美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不耐烦，真的是从特朗普时期才开始的吗？

其实不然。事实上，早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已经开始对国际法庭嗤之以鼻、对联合国指手画脚了。

那时候的美国，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体面，但骨子里那股“老子不爽了就要掀桌子”的劲头，已经初现端倪了。

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

不管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是谁，是民粹出身的特朗普，还是建制派的拜登，甚至是未来的某位兴许又会回归传统的共和党人，他们所面对的那个焦虑的美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随着美国的制裁大棒越来越不灵光，美国的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的威慑力大不如前，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领域步步紧逼……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感到芒刺在背。

在这种形势下，即便是最温和的领导人，也会被迫表现得很强硬。

因为在一个向下滑落的国家里，政治家的“示弱”，往往就意味着政治自杀。

对地缘政治有所研究的人，应该都听说过“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国强必霸，新旧强权之间必有一战”。

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是：国家越强大，就越有侵略性。

但加内什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他以1946年时的美国为例。当时的美国，工业产值占了全球的一半，手握核武器的独家垄断权。那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历史上力量相差最悬殊的时刻。

如果“国强必霸”是毋庸置疑的真理，那么那时的美国完全可以对世界为所欲为。

但事实是，当年的美国反而不像现在这么霸道。它搞了“马歇尔计划”，去援助欧洲；它建立了北约，构建了今天跨北大西洋的盟友体系；它还把日德这俩法西斯余孽改造成了符合西方胃口的民主制国家。

那时的美国，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开明的自私”。因为它站在山巅，俯视着众生，有足够的底气去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慷慨和宽容。

美国的恶，恰恰是从它开始变弱才疯狂滋生的。

一旦绝对优势不再，那种从容不迫的大国风度也就随之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敏感、是多疑、是小家子气，以及对他国崛起的过度反应。

因此，与其说“国强必霸”是国际政治中的铁律，倒不说“国弱必乱”才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

英国著名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曾经写过一句很著名的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应当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

但在加内什看来，智者最终会明白，黑暗是不可避免的归宿，学会接受才是正道。

可对于一个当惯了世界霸主的超级大国来说，接受“平起平坐”甚至“低人一等”的现实，只怕比登天还难。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一点就炸”的美国。

它会像当年的英国一样，经历痛苦的挣扎、否认、愤怒，直到最后撞得头破血流，才会慢慢接受自己只是“世界列强的之一”，而不是“超级大国的唯一”。

而在这个漫长的“心理治疗期”结束之前，整个地球都注定不会太平。

因为一个正在下坠的巨人，哪怕是为了抓住一根稻草，都可能会不惜踩碎脚下的整个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