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寻阳”与“浔阳”

作者：刘晓祥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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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5年版《浔阳街巷》，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寻阳”与“浔阳”虽然仅有“氵”与无“氵”之差，但却是不同时代、不同地理位置的两个古地名。“寻阳”是西汉至隋初的地名，“浔阳”则是唐至五代时期的地名。因此，“寻”和“浔”在用于古代专有地名时不可混淆，不加区别而任意混用，必将造成对古文献、古地名的误解。本文钩稽文献，略呈管见，并就教于方家。

一

寻阳县的行政建置始自西汉，至东晋末被撤销，隋初复袭用，不久又改称。《史记·武帝纪》有“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的记载。两汉时属庐江郡，《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条下云：“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三国时，孙权“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西晋又划归庐江郡，继而改隶寻阳郡。至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寻阳县入柴桑县”，寻阳县的行政区划被撤销，其故城“在今湖北黄梅县境”（《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西汉，扬州刺史部（局部） 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寻阳郡，西晋末置，隋平陈后废。《晋书·地理下》载：“永兴元年（304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历宋、齐、梁、陈，至隋平陈，郡废。”（《隋书·地理志》）其故址距今九江市区龙开河西南方向约8公里，“坐落在九江县赛城湖水产场内”（《江西九江县发现六朝寻阳城址》，载《考古》1977年第7期）。

隋代的寻阳县，存在时间很短。《隋书·地理志》九江郡条云：“平陈，郡废，又废汝南、柴桑二县立寻阳县，（开皇）十八年改曰彭蠡。”大业初又改名湓城，故址在今九江市区。历史上两次以“寻阳”为县名，一次为郡名，前后连续使用近八百年。

浔阳县“本湓城，武德四年（621年）更名”（《新唐书·地理五》）。五代时，“伪唐（南唐）改为德化县”（《太平寰宇记》江州德化县条），其故址即今九江市区。据此可知，“寻”字加“氵”成为“浔”，始于唐武德四年。浔阳县之名沿用三百多年。

唐玄宗时，还一度改江州为浔阳郡。《旧唐书·地理三》江州条载：“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浔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江州。”因此，唐代既有浔阳县，亦有浔阳郡。但浔阳郡仅存在十七年，旋即复为江州。

二

在《二十四史》中，“寻阳”作为地名或封号，被载入下列正史者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检索上述十一部正史可见，史传中频繁出现“寻阳”，表明自汉至隋确为此写法。但“浔阳”亦出现两例：一为《三国志·吴书·诸葛传》载：“出住江渚一月，图起于浔阳，诏诏相衔，徐乃旋师。”一为《晋书·后妃·安德陈太后传》云：“安德陈太后讳归女，松滋浔阳人也。”此二处所指“浔阳”，均为故址在江北黄梅县境的寻阳县。

西晋，扬州（局部） 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种写法并非“寻”“浔”通用的反映，而是唐代以后抄写、刊刻失误所致，且仅此两例。事实上，隋代以前的古文献一律作“寻阳”，并有实物出土为证。传世东汉白文篆书“寻阳令印”，“寻”字不作“浔”（该印谱载《秦汉南北朝官印微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即为最有力的佐证。

将汉晋六朝地名“寻阳”改作“浔阳”，其滥觞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已开其端，为后世沿袭提供了错误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州条云：“至（晋）惠帝，分庐江之浔阳、武昌之柴桑置浔阳郡。”《通典》卷182亦载：“……后又置浔阳郡，宋、齐亦为浔阳郡，皆置江州。”二书为类书重镇，历来颇受学者推重，后人多有征引，其讹误因而影响深广。

此外，唐以后人们书籍中多见“浔阳”，少见“寻阳”，习以为常而不加考辨，甚至将城址在江北黄梅县境的汉晋寻阳县、城址在江南九江县境的六朝寻阳郡，以及城址在今九江市区的唐代浔阳县，误作一地、混为一名，认为其城址皆在九江市区。至今仍有类似情况发生。笔者近年还发现，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通告》《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及《历史文物陈列解说词》中，将文物保护单位——六朝寻阳城址误写为“浔阳城址”，对不了解历史沿革者而言，难免造成新的误导。

三

造成上述错误，除前述原因外，还有一种自以为出自“考证”的说法，其影响与危害尤甚。清乾隆年间，九江知府董榕撰《浔阳考》一文，即为典型。其文称：“其‘寻’字加‘水’为‘浔’，自《梁书》浔阳王大心始也。”（清同治《德化县志·地理沿革》）董氏以梁萧大心为界，认为此前为“寻阳”，此后改称“浔阳”，后世亦有人沿袭此说。然此论并不确切。

查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经点校的《二十四史》，参照善本甚多，其中主要依据宋版大字本，亦称“百衲本”。今行本《梁书》中，“寻阳王大心”之“寻”字并未改为“浔”，凡涉及寻阳者，亦一律未作改动。由此可见，董榕所据《梁书》并非官修善本，而是坊刻版本，其所谓“寻”字加“水”为“浔”，或系刻本讹误所致。董氏据此立论，实属轻率。

唐，江南西道（局部） 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寻阳”为地名用作封号者，亦不限于《梁书》所载“寻阳王大心”。东晋至陈，各代皆有其例，兹举例如下：

东晋 周访，封寻阳县侯（《晋书》，1580页）东晋 成帝女，封寻阳公主，夫苟羡（《晋书》，1980页）东晋 简文帝女，封寻阳公主，夫王祎之（《晋书》）东晋 安德皇后母，封寻阳（《晋书》，975页）南朝宋 孝武帝子，封寻阳王，名刘子房（《宋书》，481页）南朝齐 王敬则，封寻阳郡公（《南齐书》，481页）南朝齐 王敬则妻怀氏，封寻阳国夫人（《南齐书》，481页）南朝齐 王敬则母，封寻阳国太夫人（《南齐书》，482页）南朝梁 简文帝子，封寻阳王，名萧大心（《梁书》，613页）南朝陈 宣帝子，封寻阳王，名陈叔俨（《陈书》，370页）

由此可见，上述封号中，无一例将“寻”字加“氵”为“浔”。因此，董榕所作《浔阳考》一文，并无史料依据，其说不足采信，当束之高阁。

（原载《柴桑考古集》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