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第三天他去打仗，她在门口等了整整70年

1928年除夕夜，18岁的她成了15岁少年的妻子。新婚第三天，他披着军装走出村口，她站在门槛上等了一辈子。

腊月二十九，赣南的客家山村，年味正浓。

爆竹声还在山坳里回荡，祠堂门口的红纸没干，池煜华就被娘舅牵进了堂屋。她穿着不太合身的新棉袄，脚下的布鞋是连夜赶出来的，针脚还带着潮气。

她低着头，眼角余光却忍不住往前扫了一眼。

对面那个新郎，比她小三岁，个头还没完全长开，军装明显是借来的，袖子长得盖住了手背。站得笔直，却紧张得喉咙一直在吞咽。

喜娘把红绸递到两人手里，笑着说一句“牵稳了”。

可绸子又滑又凉，两只手都是汗，怎么也攥不牢。

那一刻，池煜华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这婚，像是替人先办了离别。

第二天清早，新媳妇按规矩要敬茶。

她跪下时腿发抖，茶盏一晃，热水溅在棉衣上，烫出一个指甲盖大的湿痕。她还没来得及说话，旁边那少年已经把碗接过去，压低声音：

“没烫着吧？我娘那件新褂子，你穿着。”

她愣了一下，点点头。

那天晚上，两个人并排躺在新被子里，中间隔着一点空。外头的风吹得窗纸轻响，烛火一晃一晃。

李才莲从怀里掏出一块小小的铜镜，背面歪歪扭扭刻着“莲花”两个字。

“我不太识字，”他说，“只会写自己名字。要是我走远了，你照照镜子，就当看见我。”

池煜华刚想说话，外头忽然炸响一串爆竹。她一惊，手一松，铜镜掉在地上，“当”的一声，烛影在墙上晃成两团。

三天后，他真的走了。

初三清晨，村口老樟树下，红军集合。

号角一响，整条村道都紧了。李才莲把一件洗得发白的上衣折好，塞进她怀里：“洗好了等我，最多两年。”

她点头，手却死死揪着衣角的线头，越揪越长，像是想把人拉回来。

队伍走远，风卷着雪沫子扑到脸上。她抬手一抹，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已经冻成了冰。

之后的日子，被拉得很长。

白天她下地干活，夜里把那块铜镜擦了一遍又一遍。偶尔有人从外头捎信回来，说：“才莲升了排长。”

她听完，宰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炖汤请人喝，只为了多问几句他的近况。

第二年春天，她照着记忆里的脚码，纳了七双布鞋。鞋底一针一线密得发硬，针断在里头，她就用牙咬出来，牙床上从此留下一个小黑点。

1934年，长征开始，消息断了。

村里人劝她改嫁，说得直白：“这线断了，收不回来了。”

她把铜镜挂在床帐里，只回一句：“线在我手上，是风大，放远了。”

声音不大，却没人再开口。

1949年，解放军南下，队伍再过村口。

她搬了张板凳站着看，一张脸一张脸地找，没看到那道熟悉的眉眼。回家后，她摊开那件旧军装，才发现袖子短了。

“要是活着，”她笑了笑，“早该长高了。”

1950年，土地改革。

登记人口时，她报“两口人”。干部愣了一下：“还有一个呢？”

她答：“我男人，李才莲。他忙，回不来。”

对方没再问。

1980年，村里通了电。

她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只昏黄的灯泡。每晚拉亮开关，对着铜镜梳头。头发一天天变薄，梳子里全是掉落的岁月。

1998年，县里来人，带来一本泛黄的烈士名册。

翻到那一页，写着：

李才莲，1935年赣南游击战牺牲。

工作人员念完，等她反应。

她把铜镜合在掌心，像合住一只小鸟，只轻轻说了一句：“名字对，人就没找错。”

那天夜里，她屋里的灯第一次亮了一整晚。

2000年除夕，村里人给她送饺子。

她端着碗，走到村口老樟树下。树心早空了，风一吹，呜呜作响。

她把饺子摆好，低声说：“白菜猪肉馅。你以前能吃三十个，今天给你二十，留十个给我，我陪你。”

2003年春天，她在睡梦里走了。

整理遗物的人发现，那块铜镜被红线缠了几十圈，贴身放着，镜面亮得能照出人影，嘴角像是微微上扬。

下葬那天，村里人按她的嘱咐，把铜镜和那件小军装放在一起，缝在中间。

落棺时，有人突然意识到——

这一回，他们终于把迟到了七十年的团圆，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