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1960年的5月1号,莫斯科的天刚蒙蒙亮,红场上的石板路还带着夜里的潮气。再过几个小时,这儿就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坦克和导弹车都已经擦得锃亮,士兵们的新靴子踩在地上咔咔响。
但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气氛跟外面的节日喜庆完全是两个世界。赫鲁晓夫正气急败坏地在那儿转圈,手里的电话听筒几乎要被捏碎。他对着电话那头的防空司令咆哮,唾沫星子横飞:“必须把它打下来!如果打不下来,你就去西伯利亚种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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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发火的,不是别的,就是那个像幽灵一样的黑家伙——美国洛克希德公司造的U-2高空侦察机。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那是冷战最僵的时候,美国人特别想知道苏联人到底藏了多少核武器,导弹发射井都在哪儿。可是苏联地大,防空火力也猛,一般的飞机根本不敢靠近。于是,中情局就搞了个黑科技项目,造出了U-2。
这飞机长得特别怪,翅膀长长的,像个滑翔机,全身漆黑,飞得极高——20,000米以上。那个年代,这基本就是天顶星的高度了。苏联当时最好的歼击机是米格-19,拼了老命往上飞,飞到17,000米就不行了,再往上发动机就喘不上气,机翼也抖得像要散架。
至于防空导弹,也就是萨姆-2,理论上能打到20,000米,但那是极限,到了那个高度,导弹就没力气机动了,跟扔上去的砖头差不多。只要U-2飞行员稍微拐个弯,导弹就只能在后面吃灰。
所以,这四年里,U-2就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飞行员甚至敢在苏联头顶上喝咖啡,用那台巨型相机“咔嚓咔嚓”拍个够。苏联的高射炮在下面放烟花,人家在上面连颠簸都感觉不到。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在白宫跟艾森豪威尔总统拍胸脯:“总统先生,放心吧,苏联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够不着咱们的飞机。这就是绝对的安全。”
艾森豪威尔信了。他也觉得这事儿虽然不地道,但为了国家安全,值了。
可赫鲁晓夫受不了这气。每次红场阅兵,或者有什么重要会议,这架飞机准来“围观”。这就像是你正准备睡觉,有个蚊子一直在耳边嗡嗡,你还打不着它。苏联的防空将领们被骂得狗血淋头,见了赫鲁晓夫就像老鼠见了猫。
但这一次,赫鲁晓夫没光骂人,他把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叫到了办公室。
谢列平是个少壮派,眼神阴冷,办事狠辣。他不懂导弹,也不懂空气动力学,但他懂人心,懂阴谋。他跟赫鲁晓夫说:“书记同志,既然咱们的拳头够不着他,那就让他自己把脸凑过来。”
②
硬攻不行,只能智取。
苏联的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愁得头发大把掉。他们把萨姆-2导弹拆了装,装了拆,想减轻重量飞得更高,但物理规律摆在那儿,不是靠喊口号就能突破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谢列平拿出了一张图纸,拍在桌子上。那不是什么导弹设计图,而是一颗螺丝钉的放大图。
“你们看,”谢列平指着图纸,“U-2飞那么高,飞行员怎么知道自己飞了多高?靠雷达?不行,容易被发现。靠眼睛?20,000米往下看,地面上的东西跟蚂蚁一样,根本没法参照。他们唯一能信的,就是气压高度表。”
这道理很简单。高度越高,空气越稀薄,气压越低。高度表里面有个真空膜盒,根据气压变化膨胀收缩,带动指针。
谢列平的主意很损:“如果我们能让这个高度表撒谎呢?”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造一颗特制的磁性螺丝钉。这颗螺丝从外观上看,跟U-2上用的一模一样,材质、螺纹、甚至上面的防锈漆都分毫不差。但在螺丝的内部,藏着高强度的磁性合金。
把这颗螺丝拧在高度表的固定位置,它产生的磁场就会干扰高度表内部那个精密的游丝。结果就是:指针会被磁力吸引,显示的读数比实际高度要高。
比如说,飞机实际只飞了16,000米,但高度表上显示的是20,000米。
这4,000米的误差,就是生与死的距离。16,000米,正好在萨姆-2导弹的最佳杀伤范围内;而20,000米,那是苏联防空火力的盲区。
只要飞行员信了仪表,他就死定了。
克格勃的技术实验室很快就搞出了样品。他们找来一架同型号的高度表做测试,把那颗“魔鬼螺丝”拧上去。结果让所有人都拍大腿——指针稳稳地偏高了4,000米,而且非常自然,没有任何卡顿。
东西有了,怎么装上去?
U-2停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空军基地。那是美国人的地盘,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谢列平早就在那儿布下了一张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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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当时很穷,美军基地虽然核心区不让当地人进,但扫地的、搬运的、做饭的,还得雇当地人。克格勃花了大价钱,策反了一个在机库做地勤的杂工。这人平时不起眼,但他有机会接触到飞机。
为了保险,克格勃甚至准备了第二套、第三套方案,包括收买美军食堂的人在飞行员食物里动手脚(当然最后没用上),或者在飞机轮胎气压上做文章(也没用上)。最靠谱的,还是那颗螺丝。
1960年4月,那颗带着体温的螺丝钉,被装在一个衬着铅皮的小盒子里,经过层层转手,像接力棒一样,悄悄送到了白沙瓦那个地勤手里。
③
4月30号晚上,白沙瓦的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美军基地里,探照灯像大刀一样在黑暗里扫来扫去。那个被策反的地勤,手里攥着那个小铅盒,手心全是汗。他知道,一旦被发现,不仅他没命,全家都得完蛋。但他也知道,事成之后,克格勃给的钱够他花十辈子。
趁着换岗的混乱,他溜进了机库。
那架代号“360”的U-2侦察机就停在那儿,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蝙蝠,机翼长长地伸展着。这是中情局的宝贝,也是飞行员加里·鲍尔斯的座驾。
地勤假装在检查座舱盖的密封条,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巡逻兵的脚步声远去了,机库里只有风扇转动的声音。
他打开了仪表板下方的维护盖。里面密密麻麻的电线和仪表让人眼花缭乱,但他受过训练,一眼就锁定了右上角那颗不起眼的固定螺丝。
他拿出特制的螺丝刀,极其缓慢地旋下了原装螺丝,迅速塞进裤兜,然后摸出了那颗“死神螺丝”。
对准,旋入,拧紧。
动作行云流水,甚至连漆面都没蹭掉一点。盖好盖板,他像幽灵一样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在跑道上。加里·鲍尔斯像往常一样走进基地。他是个王牌飞行员,经验丰富,飞过无数次任务。他检查了轮胎,看了看机身,一切正常。
他爬进座舱,戴上氧气面罩,启动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中,U-2滑跑,起飞,像一支黑色的箭直插云霄。
鲍尔斯很放松。这条航线他飞熟了,从巴基斯坦起飞,穿过阿富汗,进入苏联领空,飞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导弹工厂,然后在挪威降落。全程只要几个小时。
他看了一眼高度表,指针稳稳地停在20,000米的位置。
“完美。”鲍尔斯心里想。在这个高度,他就是上帝,苏联人的雷达只能看到一个小点,他们的导弹根本够不着。他甚至解开了安全带的一点卡扣,想让自己坐得更舒服点,伸手去拿旁边的咖啡壶。
他不知道,此刻飞机下方的真实高度,只有16,000米。
他更不知道,在他脚下几千米的苏联荒原上,几十部雷达的屏幕上,那个光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迹,而是一个清晰的靶子。
④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防空指挥部。
空气紧张得像要爆炸。雷达兵伊万诺夫死死盯着屏幕,手里的铅笔都快捏断了。
“指挥官同志,”伊万诺夫的声音有点发抖,“目标高度……16,000米。确认,16,000米!”
指挥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前这架飞机都是在20,000米以上飞,像个高傲的公主,今天怎么突然“下凡”了?是飞机故障?还是飞行员疯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机会来了!
墙上的红色电话响了,是莫斯科直接打来的。赫鲁晓夫的声音在吼:“还在等什么?开火!开火!”
“所有单位注意!”指挥官对着麦克风大吼,“目标锁定!发射!”
一瞬间,荒原上腾起了十几股浓烟。14枚萨姆-2导弹拖着长长的火尾巴,呼啸着冲向天空。那场面极其壮观,像是一群愤怒的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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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鲍尔斯还在哼着乡村音乐小调。
突然,座舱外传来一声巨响,就像晴天霹雳。紧接着,飞机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尾翼瞬间被弹片削掉了一大块。
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座舱,警报声刺耳地尖叫起来。飞机失去了平衡,开始像醉汉一样剧烈翻滚。
鲍尔斯懵了。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在20,000米高空!”
他看了一眼高度表,指针依然指在20,000米。但他窗外的景象不对——如果是在平流层,天空应该是深邃的黑色;但现在,他能看到下方的云层和地面的反光。
“仪表坏了!”这个念头闪过脑海,但已经晚了。
飞机在解体。巨大的过载把他压在座椅上动弹不得。他试图启动弹射座椅,但在那种剧烈的翻滚中,弹射出去可能会被卷入进气道或者撞到尾翼。
在生死的一瞬间,鲍尔斯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手动爬出座舱。
他忍着巨大的过载,解开安全带,从座椅上挣扎着站起来,顶着狂风推开了座舱盖。寒冷的空气瞬间灌了进来,他纵身一跃。
降落伞打开的那一刻,他看着自己心爱的座驾像一片枯叶一样坠落,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家拖拉机厂旁边,砸出了一个大坑。
而在地面,苏联士兵们欢呼雀跃。他们不仅打下了飞机,还抓到了活的飞行员!
不过,这事儿还没完。因为导弹打得太密,加上指挥有点乱,一架负责伴飞警戒的苏联米格-19战斗机也被自己人的导弹误击了,飞行员谢尔盖·萨夫罗诺夫当场牺牲。这成了这次大捷背后的一个惨痛注脚。
⑤
飞机被打下来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白宫乱成了一锅粥。
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打高尔夫球,听到消息差点把球杆扔了。中情局那帮专家更是面如土色——按照他们的剧本,U-2要是被打下来,肯定是高空解体,飞行员要么死了,要么服毒自杀(每个飞行员都发了毒针),绝对是死无对证。
于是,美国人决定撒谎。而且要撒一个弥天大谎。
NASA(美国宇航局)站了出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一脸悲痛地对着全世界的记者说:“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我们有一架用于气象研究的高空飞机,在土耳其上空执行任务时,因为供氧系统故障,飞行员昏迷了,飞机失控,误入了苏联领空……”
为了圆这个谎,他们甚至连夜给另一架U-2涂上了NASA的标志,拍了照片发给媒体。
全世界的媒体都信了。毕竟那是美国,是“科学灯塔”,怎么会派间谍飞机呢?舆论开始指责苏联“残暴”,连搞科研的气象飞机都打。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看着美国的表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就像一只抓住了老鼠的老猫,不急着吃,先要好好玩弄一番。
几天后,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赫鲁晓夫故意在台上慢条斯理地讲话,先不提飞机的事,而是大谈“和平”与“友谊”。
台下的美国外交官还以为蒙混过关了。
突然,赫鲁晓夫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既然美国朋友说那是气象飞机,既然飞行员已经‘殉职’了,那我就给大家看个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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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挥手,后台的幕布拉开。
全场死寂。
加里·鲍尔斯活蹦乱跳地站在那儿,虽然脸上有点灰,但绝对是个大活人。他旁边还摆着飞机的残骸,那台巨大的高分辨率相机赫然在目,胶卷还没来得及销毁。
更绝的是,克格勃的专家从残骸里拆下了那个高度表,当众展示了那颗被调包的磁性螺丝。
“女士们,先生们,”赫鲁晓夫拿着那颗螺丝钉,对着话筒大声说,“这就是美国的‘气象仪器’!这就是他们的‘供氧故障’!他们的飞行员在16,000米被我们打下来,却以为自己在20,000米!”
会场炸了锅。闪光灯疯狂闪烁,记者们疯狂记录。
艾森豪威尔的脸被打得啪啪响。堂堂超级大国总统,在全世界面前编瞎话,结果被人连人带赃一起抓住了。这成了外交史上最著名的“社死”现场。
原本定好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巴黎峰会,因为这事儿直接取消了。艾森豪威尔尴尬地取消了访苏行程,美苏关系瞬间跌入冰点。
后来,鲍尔斯被关了一年多,最后在柏林的格利尼克桥上被交换回美国。那个拧螺丝的特工,据说拿到了克格勃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然后隐姓埋名消失在人海里。
很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颗小小螺丝钉的威力。它不仅打下了一架飞机,还打断了冷战缓和的一丝希望。
至于鲍尔斯,他回到美国后一直被中情局调查,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叛变了。他一辈子都活在阴影里,直到死都在研究那个被调包的高度表。
而那颗改变了历史的磁性螺丝钉,如今静静地躺在莫斯科的克格勃博物馆里,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技术不是万能的,但物理规律是。
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美苏的较量还在继续,只是那片天空,再也不是美国人随意散步的后花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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