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照片：我在2017年的朝鲜寻找从未谋面的母亲

2017年4月，平壤的春天来得有些迟。海棠树刚冒出嫩芽，街道上穿着灰蓝制服的行人脚步匆匆。我站在羊角岛酒店的大堂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边缘破损的黑白照片——那是半张合影，左边是个二十出头的朝鲜姑娘，梳着长辫子，笑容腼腆；右边本该是个中国青年，但那一半被人为地撕掉了。

照片背面有两行字，一行娟秀的朝鲜文，一行歪斜的中文：“赠陈同志，勿忘我。1970年春，于平壤。”

“陈同志”是我的父亲，2016年肺癌去世。这半张照片是他唯一的遗物。临终前，他抓着我的手，说了三个字：“去……找她……”

母亲在我五岁时病逝，父亲终生未再娶。我从不知道，在父亲那代人的记忆里，还藏着这样一个跨国的秘密。2017年，中朝关系微妙，旅游并未完全开放，我通过一家有特殊渠道的旅行社，以“商务考察”名义拿到了签证。

导游叫金善英，四十多岁，是朝鲜国际旅行社的资深导游。她接过我的护照和签证时，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一瞬，随即恢复职业性的微笑：“欢迎来到朝鲜，李阳先生。您的行程是五天四夜，请遵守我们的规定。”

她的中文很标准，却带着一种克制的疏离。2017年的平壤，高楼比想象中多，但街道异常安静。没有广告牌，没有商业霓虹，只有巨大的政治标语和领袖画像。大巴车经过千里马铜像时，善英用训练有素的语调说：“这象征着我们朝鲜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

团里除了我，还有几个广东商人、一个研究东北亚历史的大学教授、一对退休干部夫妇。商人们讨论着“最后的投资处女地”，教授则对每个地标做学术注解。我沉默地看着窗外，试图在那些匆匆走过的朝鲜女性面孔中，寻找照片上的轮廓。

第二天参观万景台少年宫时，我找准时机靠近善英。

“金导，冒昧问一下，”我压低声音，展开那半张照片，“您知道在朝鲜，要寻人的话……”

善英的笑容立刻凝固了。她快速扫视周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收起来。”然后提高音量，“李阳先生对少年宫的建筑风格感兴趣？这是典型的朝鲜民族风格。”

她转身走开，但那一瞬间，我在她眼中看到了别的东西——不是戒备，更像是……一种深藏的痛楚。

事情在第三天傍晚出现转机。行程安排是观看大型团体操《人民的国家》，但突然接到通知演出取消。善英在车上解释时，神色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由于技术原因……改为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在酒店周边散步。”

我注意到，她的解释避开了“阿里郎”这个通常的称谓。后来从教授那里得知，2017年因为国际局势，朝鲜确实暂停了这类大型演出。

回到酒店，我发现善英独自坐在大堂角落，望着窗外出神。我鼓起勇气再次走过去，这次没有掏照片，只是说：“金导，我父亲去年去世了。他来朝鲜时是1970年，作为技术专家援助建设。”

善英没有看我，依旧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平壤街道：“1970年……那时我还没出生。”

“他说他辜负了一个人，”我继续说，“一辈子都在愧疚。”

良久，善英轻声说：“我母亲也是1970年代认识的中国技术专家。她等了一辈子。”

第四天去妙香山的路上，大巴经过一个老旧的居民区。善英突然拿起麦克风：“各位，右边这片住宅区建于1970年代，当时有不少中国专家参与设计。”她的目光与我在后视镜中相遇。

我心跳加速。经过一片低矮楼房时，善英指着其中一栋：“看，那种阳台的样式，就是当年中国专家带来的设计。”

那栋楼的二楼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其中有一件淡紫色的朝鲜传统上衣“赤古里”。我的呼吸停止了——照片上的姑娘，穿的正是这个颜色。

“金导，”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我想在这里拍张照，这建筑……很有特点。”

善英沉默了几秒，对司机说了句朝鲜语。大巴缓缓靠边停下。“大家稍作休息，可以下车拍拍照，但请不要走远，不要拍摄居民。”

我几乎是冲下车的。站在那栋楼对面，我死死盯着二楼阳台。窗户开着，但看不清里面。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那扇门开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妈妮走出来收衣服。她弯腰的动作很慢，但脊背挺直。当她直起身，转头看向我们这群“外国人”时，时间仿佛倒流了。

虽然脸上布满皱纹，虽然头发全白，虽然过去了整整四十七年——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就是照片上那个梳着长辫子、笑容腼腆的朝鲜姑娘。

我的腿像钉在地上，无法动弹。善英走过来，低声说：“该上车了。”

“是她。”我哑着嗓子说。

善英顺着我的目光望去，她愣住了。良久，她轻声说：“她叫金玉顺，是这一片有名的独居老人。丈夫早逝，无儿无女。”

“她有女儿，”我听见自己说，“在中国。”

那天晚上，善英敲响了我的房门。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但她还是来了。

“我查了资料，”她开门见山，声音很低，“1970年，确实有一批中国纺织专家在平壤工作。其中一位姓陈的专家，因私自与朝鲜女工交往，被提前遣返回国。那个女工……因此受到处分，调离了原单位。”

她看着我：“是你父亲？”

我点头，展开那半张照片：“我父亲回国后，被我爷爷奶奶逼着结婚。他试过写信，全部石沉大海。后来中朝关系变化，就彻底断了联系。他临终前说，他撕掉了自己的那半张照片，因为‘不配和她在一起’。”

善英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平壤夜色浓重，这个城市在2017年的春天，安静得像一个巨大的秘密。

“我母亲等的是另一个中国专家，”她终于开口，“她等到1994年去世。临终前说，不怪他，只怪‘时代错了’。”善英的声音很平静，但眼里有泪光，“所以我学中文，当导游。我想看看，那个让我母亲等待一生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她擦了擦眼睛：“但我看到的中国游客，大多好奇、怜悯，或者想在这里找商机。他们问‘你们真的不能上网吗’‘工资多少’，却没有人问‘你们记得1970年的中国专家吗’。”

“我记得。”我说。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按照原计划，上午参观金日成广场，下午就去机场。

在大巴车上，善英突然说：“各位，由于时间调整，我们将先去参观一家传统工艺品合作社。”她说的地点，就在昨天那片居民区附近。

我明白她在冒险。

合作社里，几位朝鲜妇女正在制作刺绣工艺品。善英讲解时，我四处张望。然后，我看到了她。

金玉顺阿妈妮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不是在刺绣，而是在整理丝线。她的动作缓慢而专注，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工作。

善英带着团队“自然”地移动过去。当我和阿妈妮之间只剩下三米时，善英突然用朝鲜语对阿妈妮说：“阿妈妮，这位中国客人对刺绣很感兴趣，您能给他看看丝线吗？”

阿妈妮抬起头。她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目光清澈。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久到其他游客开始窃窃私语，久到善英几乎要出声提醒。

然后，阿妈妮用朝鲜语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太小，我听不清。

善英翻译时，声音哽咽了：“她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蹲下身，与坐在椅子上的她平视。我没有掏出照片，没有说“我是陈同志的儿子”，只是轻轻地、用父亲教过我唯一的一句朝鲜语说：

“阿妈妮，对不起，我来晚了。”

泪水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她没有出声，只是伸出手，颤抖着触碰我的脸颊。她的手很粗糙，是劳动了一生的手。然后，她从怀里——真的是怀里，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是另外半张照片。

被撕掉的那一半，上面是年轻的父亲，穿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笑容灿烂。两张半幅照片的撕裂处都已经磨损，显然曾被反复拼合、分离。

她把这半张照片放在我的掌心，又把我的手合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两个中文词：

“不怪……他。”

集合的哨声响了。善英的声音响起：“各位，我们该去下一个景点了。”

我握着那半张照片，感受到它残留的体温。我想拥抱她，想告诉她父亲最后的日子，想说我叫李阳，是她的……她的什么？法律上什么都不是，血缘上，我可能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在2017年的朝鲜，在这个纪律严明的国度，我只能蹲在她面前，任由泪水模糊视线。

阿妈妮用枯瘦的手擦去我的眼泪，就像母亲对孩子那样。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善英没有翻译，但后来在机场，她告诉了我：

“她说，‘够了。见到你，这一生，够了。’”

去机场的路上，大巴车异常安静。

善英没有做任何讲解。她坐在最前面的导游座，背挺得很直。快到机场时，她突然拿起麦克风：

“各位中国朋友，朝鲜有句谚语：山不相遇，人相逢。无论山河如何阻隔，人与人是会相遇的。”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颤抖：

“谢谢你们来到朝鲜。请记住，这里不只有政治和神秘，还有……等待被记住的普通人。”

在安检口，善英例行公事地检查每个人的证件。轮到我时，她低声用中文说：“那张完整的照片，是你父亲和她唯一的全家福。好好保存。”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谢谢你，金导。”

她摇摇头：“该说谢谢的是我。你让我知道，有些等待，没有被辜负。”

飞机起飞时，我透过舷窗看着逐渐变小的平壤。这个在2017年仍对外界保持神秘的国家，对我来说，再也不是新闻报道里的符号。

它是我父亲年轻时爱过的地方，是一位朝鲜女性等待了一生的地方，是一个导游用她的方式守护记忆的地方。

我摊开手掌，两半照片已经拼合在一起。1970年的春天，在平壤的某个角落，两个年轻人并肩微笑，以为未来很长。

四十七年后，他们的孩子在2017年的春天，完成了这场迟到太久的重逢。

回到中国，我把完整的照片装裱起来，挂在书房。照片下面，我写了一行字：

“有些寻找，是为了让等待不被时间湮没；有些重逢，是为了证明爱能穿越任何边界——无论生死，无论国界。”

2017年秋天，我试着给朝鲜国际旅行社写过信，询问金善英导游和金玉顺阿妈妮的情况。信如石沉大海。

但我相信，在平壤某个安静的居民区里，一位白发阿妈妮的窗前，或许会多一张中国风景的明信片。而一位朝鲜女导游，在带领新的中国旅行团经过那片老楼时，或许会多停留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