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温的故事

傍晚六点的厂区大门，裹挟着煤烟味的冷风卷着枯叶扑过来。建国把藏在工作服里的旧毛衣往下扯了扯，遮住冻得发红的脖颈，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二手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给孩子买的打折作业本，另一个是菜市场捡的烂菜叶，今晚就着仅剩的半袋米煮个菜粥。

蹬车的力气比昨天又弱了些，建国咬着牙，胸口隐隐发闷。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妈今天疼得厉害，止痛药快没了，小女儿的奶粉也见底了。”他放慢车速，指尖在屏幕上悬了半天，只回了两个字：“知道了。”

三千二百块的月薪，是这个四口之家加一位癌症病人的全部依靠。母亲的化疗费像座大山，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刚断奶，妻子没法上班，全家的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上个月开始，建国就盘算着找份兼职，每天下班后的三四个小时，周末的全天，只要能挣钱，再累他都愿意。

回到狭窄的出租屋，防盗门“吱呀”一声推开，昏暗的客厅里，妻子正抱着小女儿哄睡，大女儿趴在矮桌上写作业，台灯的光线昏黄得像快要熄灭。里屋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声，建国把菜粥倒进锅里，轻手轻脚地走进里屋。

母亲蜷缩在硬板床上，脸色蜡黄，看见他进来，勉强扯了扯嘴角：“建国，别太累了，妈这病……”“妈，您别瞎想，药我明天就去买。”建国打断母亲的话，帮她掖了掖被角，指尖触到母亲枯瘦的胳膊，骨头硌得人生疼。

夜里八点，等两个孩子睡熟，母亲的疼痛也缓和了些，建国揣着从工友那打听来的兼职信息，悄悄出了门。第一个目的地是附近的工地，听说晚上要夜班卸货，工钱日结。守门的老头瞥了他一眼，摆摆手：“要年轻力壮的，你这身子骨，扛不动钢筋，别耽误事。”

建国不死心，又往夜市方向走。之前听说夜市需要临时工帮忙看摊位，管吃管住还能拿提成。找到相熟的摊主，对方却面露难色：“建国啊，不是我不帮你，最近查得严，摊位都要精简人手，我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他递过来一瓶矿泉水，“你这情况我知道，难，但我这儿真没办法。”

寒风越来越烈，建国沿着路灯往前走，影子被拉得忽长忽短。他又想起白天在手机上刷到的外卖骑手招聘，打电话过去咨询，对方说要健康证，还要交五百块押金租车，他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零钱，默默挂了电话。

路过一家便利店，他停下来，透过玻璃门看着里面暖黄的灯光。货架上的止痛药标价八十块一盒，奶粉要一百多，他数了数口袋里的钱，指尖微微发颤。便利店的店员探出头问：“先生，要点什么？”他摇摇头，转身走进了黑暗里。

往回走的路上，自行车蹬得越来越费力。建国想起大女儿早上说想要个新书包，旧书包的带子已经磨断了；想起小女儿喝着廉价奶粉时哭闹的样子；想起母亲疼得满头大汗却硬说没事的模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回到出租屋，妻子还没睡，正坐在客厅等他。“怎么样？”她的声音带着期待。建国把自行车靠在墙角，低下头：“没找到，工地不要，夜市也不需要人。”客厅里的空气瞬间沉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呜地响。

妻子沉默了半天，起身给他倒了杯热水：“没事，慢慢来，实在不行，我明天也出去找找零活。”“不行！”李建国猛地抬头，“孩子和妈都需要你照顾，你出去了，家里怎么办？”他的声音带着疲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崩溃。

他走到桌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兼职信息单，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建国把信息单揉成一团，又慢慢展开，抚平褶皱。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亮了他布满血丝的眼睛。

里屋传来母亲轻微的呻吟声，建国立刻站起身，快步走了进去。他坐在床边，轻轻拍着母亲的背，像哄孩子一样低声安抚。母亲在睡梦中蹙着眉，嘴里喃喃地念着他的名字。

夜深了，建国躺在客厅的折叠床上，辗转难眠。他摸了摸放在枕边的工资卡，里面的余额少得可怜。明天还要早起上班，晚上还要继续找兼职，建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窗外的风还在刮，把窗户吹得“哐当”作响。建国紧紧攥着拳头，指节泛白。他不能倒下，母亲要治病，孩子要养活，这个家还需要他撑着。哪怕前路再难，建国也得咬着牙走下去，就像抓住最后一点余温，不肯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