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务员年薪能过亿？清官却穷得吃土！

康熙年间，一品大员张伯行的俸禄清单展开，堂堂江苏巡抚的年俸仅有180两白银，而江南一粒顶级的雨前龙井，就值他半月薪俸。

明清官员的工资单往往薄得惊人，但京城胡同深处的豪宅、江南园林的雅致，又诉说着另一套隐秘的财富密码。

古代官员。资料图

俸禄单上的穷酸：数字背后的真相

古代官员的法定俸禄，常常低到出乎意料。明代正一品官员年俸1044石米，换算成银两，购买力仅约相当于今天三十万元人民币。清代更甚，一品官年俸仅180两白银，按米价折算，不到人民币十万元。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古代俸禄制度中有“本色”与“折色”之分。“本色”指直接发放米、绢等实物，“折色”则是折算成钱钞发放。明代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钞票贬值，“折色”部分几乎成了废纸，而“本色”米粮也常因仓储、运输问题大幅缩水，到手的俸禄常常大打折扣。

官员赴任的路费、官服的置办费、府邸的日常维护，甚至师爷、仆役的工资，绝大多数都要从这微薄的俸禄中支出。清官海瑞为母祝寿时，“市肉二斤”竟成为街头新闻，这既是他清廉的证明，也是俸禄制度下官员正常生活难以维持的残酷写照。

灰色的冰山：古代官场“福利”与“陋规”

当阳光下的俸禄无法维持体面，灰色地带便悄然生长。

其中最典型的，是被称为“火耗”的潜规则。地方官征收税银时，会以铸炼损耗为由多征一部分，多收的差额便落入官员私囊。康熙时，火耗普遍在正税的10%至50%，这已成为朝廷默许的“制度性补贴”。

“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及官员和夫人生日）更是下级向上级“表示心意”的固定节点。这笔“礼金”数额不菲，往往超过正式俸禄。清代督抚这样的封疆大吏，仅此项“常规收入”每年就可达数万两白银，百倍于正式工资。

此外还有“冰敬”、“炭敬”等名目繁多的“孝敬”。这些非正式收入编织成一张巨大而隐秘的利益网络，维系着官僚机器的运转，也让许多官员的实际收入与账面俸禄天差地别。

两极人生：穷官与富吏的悲喜剧

在微薄俸禄与丰厚灰色收入之间，古代官员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边是海瑞、于成龙这样的“穷官”。海瑞去世时，遗产仅俸银八两、旧衣数件，不够置办一副棺木。于成龙任知府时，每日以青菜为食，得绰号“于青菜”。他们的生活比平民还要清苦，精神却在史书中巍然屹立。

另一边则是富可敌国的“能臣”与贪官。和珅被抄家时，家产估值高达八亿至十一亿两白银，超过清政府二十年财政收入。就连以改革著称的张居正，死后也被查出拥有巨额财富，其返乡所乘轿子需三十二人共抬，内有卧室、会客室，极尽奢华。

更有趣的是“吏”这个群体——那些没有品级的基层办事员。他们几乎没有正式俸禄，却掌握着实际办事权，通过收取各种“例钱”、“手续费”获取收入，往往活得比许多清贫的官员更为滋润，构成了官僚体系中另一种生存智慧。

高薪能否养廉？古代的三次实验

面对低俸导致的腐败，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著名的“高薪养廉”实验。

北宋“王安石变法” 首创“吏禄”，大幅提高官员收入，希望“禄足则政清”。初期效果显著，但庞大的财政支出难以为继，随着变法失败而告终。

明朝“张居正改革” 推行“考成法”，试图将官员收入与政绩挂钩，但触动利益集团太多，最终人亡政息。

最系统的尝试是清朝雍正时期的“养廉银”制度。雍正皇帝将“火耗”合法化，统一征收后作为“养廉银”发放，督抚每年可得一万至两万两，是正俸的数十倍至上百倍。这一制度一度大幅减少了地方苛捐杂税，但随着时间推移，“养廉银”成了新正俸，新的“陋规”又悄然滋生，陷入循环。

三次实验证明，没有系统的监督与制衡，单纯的“高薪”最终只会演变成“高薪养贪”，制度的设计远比薪酬数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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