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毛主席力荐张闻天为领袖，张闻天撤其职

1935年3月10号，地点在贵州苟坝。

毛泽东刚坐上前敌司令部政委这把椅子才六天，还没捂热乎，就被人给免了。

这剧情反转得简直离谱。

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背锅，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拼了命拦着大伙儿，死活不让去啃一块送到嘴边的“大肥肉”——打鼓新场。

会场气氛那叫一个尴尬，空气都快凝固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火气腾地一下上来了，冲着毛泽东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话：“你不干拉倒，也就这么着了！”

前脚刚把兵权抓回来，后脚又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幕，成了长征路上最让人捏把汗的瞬间之一。

这不光是一场仗打不打的问题，更把当时红军高层在“大伙商量着办”还是“听一个人的”这两者之间来回拉锯的痛苦，给彻底暴露出来了。

要想搞明白这事儿，咱们把日历往前翻两页，看看毛泽东这笔账是怎么一步步算的。

两个月前，也就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了。

教科书上说这是转折点，可在当事人眼里，这就是火山爆发。

打从长征开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铁三角”没事就聚一块儿琢磨战局。

李德看着眼气，气急败坏地给他们扣帽子，说是“搞地下小圈子”。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后来回忆说，王稼祥眼里揉不得沙子，瞅着红军被李德瞎指挥折腾得够呛，心急如焚。

他好几回拉着毛泽东念叨：“再这么搞下去，队伍非散架不可，得想辙让博古、李德他们挪挪窝！”

毛泽东那时候还得掂量掂量，回了句：“咱人微言轻，怕是推不动。”

王稼祥回答得特干脆：“这事你别操心，我去跑腿。”

王稼祥确实是个关键人物。

他先去找张闻天通气，又找周恩来摊牌。

用伍修权的话讲，能把遵义会议开起来，头功得记在王稼祥头上。

会开了三天，结果大伙儿都清楚：博古、李德那套不管用了，毛泽东进了常委班子。

但这中间有个细节，很少有人往深了想。

会开完半个月，到了2月5号，红军到了云南威信一个叫“鸡鸣三省”的犄角旮旯。

在这儿，博古算是正式交出了印把子。

按说博古下课了，这接力棒该谁接？

周恩来后来在1972年提过这茬：“本来给毛主席那是天经地义，没得跑。”

当时大伙儿心里也都盼着他上。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心里那把算盘拨得那叫一个精细。

他摆摆手，没接。

反而跟周恩来说：“不行，得让洛甫（张闻天）先顶一阵子。”

为啥？

这可不是假客气。

毛泽东这笔账算得深：那时候咱还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

莫斯科那头天高皇帝远，对毛泽东不摸底，搞不好还有成见。

张闻天就不一样了，喝过洋墨水，又是“二十八个半”之一，跟上面关系铁，属于“海归派”。

要是毛泽东硬上，莫斯科那边估计得犯嘀咕甚至插手；换张闻天上，顺水推舟，阻力最小。

于是，毛泽东力挺被称为“明君”的张闻天挑大梁。

这一让，让出了张闻天八年的“一把手”位置，也给毛泽东腾出了手脚——他能心无旁骛地去啃军事这块最硬的骨头。

后来的事儿证明，这步棋走绝了。

接下来的日子，毛泽东急需一场胜仗给大伙儿打打气。

既然是给周恩来当“军事上的帮手”，他太想拿个开门红了。

机会看着像来了。

情报说贵州西北部的土城，守军是“双枪”黔军，也就两千多号人，战斗力渣得很。

毛泽东一拍板：吃掉！

谁知这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苦。

火力猛得吓人，人马更是多出一大截。

这是毛泽东复出后的头一仗，眼瞅着要崩盘。

换了一般指挥官，为了面子估计也得死扛到底。

可毛泽东反应那叫一个神速，展现了什么叫“用兵如神”——发现错了，立马改。

他当机立断：撤！

掉头回兵黔北。

这一撤，反倒撤出了个名震天下的“二渡赤水”。

红军回头把黔军王家烈八个团收拾得服服帖帖，二进遵义，紧接着又追着吴奇伟的援兵打，一口气吃掉十四个团。

这是长征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经此一役，毛泽东在军中的威望那是蹭蹭往上涨。

张闻天和周恩来一合计，中革军委决定搞个“前敌司令部”，朱德当司令，毛泽东当政委。

那个在宁都会议上被拿掉军权的毛泽东，总算名正言顺地拿回了前线指挥棒。

中央红军，又变回了那个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

可谁也没想到，他这政委刚干到第六天，麻烦来了。

3月10号，林彪电报到了，说是建议攻打打鼓新场。

这地方肥得流油，大伙儿一听电报，眼珠子都蓝了。

这时候中央那几位，心思挺微妙。

因为之前博古、李德搞“一言堂”把红军坑苦了，所以张闻天接手后，特讲究“大家说了算”。

既然林彪说要打，那就开会呗。

张闻天拉来二十来号人，大伙儿七嘴八舌一合计：干！

二十几张嘴，全是赞成票。

理由也硬邦邦：敌人孤立无援，咱士气正高，打下来还能补充一大批物资。

全场只有一个唱反调的。

毛泽东。

别人看到的都是肥肉，他看到的却是陷阱。

他把情报翻了个底朝天：打鼓新场旁边，不光有周浑元、吴奇伟，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在盯着。

他是这么盘算的：红军要是去啃这块骨头，肯定得陷入苦战。

一旦短时间拿不下来，周围蒋介石的兵力就会像口袋一样扎紧。

到时候，咱这就不是去吃肉，是送上门让人家包饺子。

毛泽东嘴皮子都磨破了，翻来覆去讲这个利害关系。

可在座的其他人，正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觉得只要手脚麻利点，肯定能搞定。

这时候，制度的尴尬就出来了。

张闻天既然讲民主，那就得按规矩办——少数服从多数。

大家都点头要打，就你毛泽东一个人摇头。

毛泽东急火攻心。

他是真急了。

他把最后一张底牌甩了出来：“你们要是一点都不尊重我这个政委，那我这个官不干也罢！”

本想拿辞职吓唬一下大伙，逼着大家冷静冷静。

没成想，张闻天也在气头上，瞅着毛泽东又要撂挑子（这在当时看着有点耍大牌的意思），直接回怼：“你不干就不干，那就这样！”

最后举手表决：撤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给林彪发电报，准备动手。

散了会，毛泽东回到屋里。

换个人，既然都被免职了，那就不关我事了，搬个板凳坐看你们出洋相。

但毛泽东没这么干。

他心里那笔账还没算完：个人的面子值几个钱，那几万红军的身家性命才是天大的事。

这仗要是真开打，红军搞不好就得交代在那儿。

大半夜的，伸手不见五指，毛泽东提着个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去找一个人——周恩来。

按遵义会议定的规矩，周恩来才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

也就是说，虽然大伙儿投票了，但最后拍板签字的还得是周恩来。

见了面，毛泽东把这仗怎么难打、敌我兵力怎么对比、时间差怎么算，掰开揉碎了又讲了一遍。

周恩来脑子绝顶聪明，又特别理性。

白天那是人多吵昏了头，情绪上来了，这会儿静下心一琢磨毛泽东的分析，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

这账算得太明白了：打鼓新场就是个死局。

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主持会议，宣布叫停，不去打鼓新场了。

这场风波，总算平了下来。

毛泽东的政委职务，也跟着恢复了。

回头再看苟坝会议这场风波，真挺有意思。

这事儿把一个残酷的真相摆在了台面上：在玩命的战场决策里，真理有时候真就在少数人手里。

光靠数人头做决策，在那瞬息万变的战机面前，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张闻天推崇民主，是为了纠正李德的独裁，这初心没错。

但在军事指挥上，必须得有一个火眼金睛、敢拍板的大脑来定盘子。

毛泽东，就是这个“定海神针”。

从“鸡鸣三省”的主动退让，到土城战役的果断止损，再到苟坝会议的大半夜力挽狂澜。

这三个节点，把红军起死回生的路子给串了起来。

这哪是什么运气的胜利，分明是理性的胜利。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