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直到桑维翰被张彦泽砍头，才懂骂他“祸及天下”有多对

一个亲手打开地狱之门的人，最终却被门里的恶魔吞噬！

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太原城里人心惶惶。镜头给到议事厅，烛火摇曳，将领们吵成一团。有人主战，有人主守，石敬瑭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时候，桑维翰站出来了。

他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也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铮铮响：“主公，我们打不过。”

满堂哗然，他抬手压住议论，继续说：“但有人打得过，契丹耶律德光。”

“请契丹出兵，条件呢？” 石敬瑭问。

桑维翰说，“割让燕云十六州，称臣，岁贡帛三十万匹。 还有，您得认耶律德光当爹。”

空气凝固了，镜头扫过在场将领的脸，有人震惊，有人羞愤，有人低下头。石敬瑭的喉结剧烈滚动。

“儿皇帝”三个字，就这么轻飘飘地，从一个书生嘴里说出来了。

桑维翰在想什么？他深夜独自在院子里踱步，对着北方星空喃喃自语：“苟能利国家，岂惜一身名？后世骂我，便骂吧。”

他真觉得这是“利国家”吗？还是说，他早已把石敬瑭的“国”，当成了自己毕生功业的赌注？

后来契丹出兵了，后唐垮了，石敬瑭真的当上了“儿皇帝”。桑维翰一跃成为开国功臣，权倾朝野。

但《太平年》没急着展现他的风光，反而给了很多意味深长的镜头：边境线上，汉族百姓拖家带口南逃，身后是插上契丹旗帜的城池；朝堂上，契丹使者趾高气扬，石敬瑭赔着笑脸；桑维翰自己的书房里，他盯着燕云地图发呆，手指划过那些割出去的土地，微微发抖。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痛骂他“祸及天下”，这话没错。燕云十六州一丢，中原门户大开，往后三百年，宋朝被辽、金压得喘不过气，靖康之耻的根，这时候就埋下了。

桑维翰精密地计算了得失，割地是“暂时”的，称臣是“权宜”的，纳贡是“可承受”的。在他那套逻辑里，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代价，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但他算漏了两件事：第一，人心不是数字，屈辱感会生根发芽。第二，野兽尝过血肉，就不会再满足于骨头。

时间跳到947年，契丹大军攻破汴梁。

这时候石敬瑭已死，即位的出帝早把桑维翰贬了官。城破那天，桑府大门被撞开，闯进来的不是契丹人，而是后晋将领张彦泽，对，就是第一集那个在战场上吃人肉的恶魔。

桑维翰穿着便服坐在堂上，居然很镇定。他可能还以为，自己是“老朋友”，毕竟当初借兵契丹，他是中间人，张彦泽这些将领也算受益者。

“张将军，是耶律皇帝要见老夫么？”

张彦泽咧开嘴笑了，满口黄牙。他根本没接话，眼睛盯着厅里摆的古玩玉器，闪闪发光。

“桑相公，这些东西，你带去地下也没用。”

原来他是来抢劫的。

桑维翰终于慌了：“你……你敢！我要见陛下！我与耶律皇帝有旧……”

刀光一闪。

没有慷慨陈词，没有临终审判，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对话。一个算计了一辈子、把国家和民族命运都放上赌桌的人，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强盗的贪念里。

49岁，身首异处。

镜头俯拍，血慢慢漫过那些他珍藏的书画典籍。当初他力主岁贡的三十万匹绢帛，能堆成山吧？可如今，他自己的命，还没他家里那些瓶瓶罐罐值钱。

这不是同情，而是一种深深的荒诞感。

你看，桑维翰一生都在做“交易”：用燕云十六州换皇位；用中原尊严换一时安宁；用后世骂名换当下权势；

他像个精明的商人，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标价，所有危机都可以通过交换解决。可他忘了，当你把一切都物化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件物品。

在张彦泽眼里，他不是什么谋略家，就是个“很有钱的老头”，杀了，钱就归我了。

多可笑啊。

他以为攀上了契丹这个“强援”，其实在对方眼里，他和石敬瑭不过是两条有用的狗；他以为笼络了张彦泽这些武将，其实这些人心里早就憋着火，凭什么我们卖命，你一个书生mai国还能荣华富贵？

说到底，桑维翰的悲剧在于：他太相信“策略”，太不相信“人心”。

桑维翰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他的“恶”，而是他的“逻辑”。那种为了“渡过眼前危机”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了“局部最优解”而埋下全局祸根的思维模式，今天少吗？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微型桑维翰”。

区别在于，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只是个人的困境，而他，让整个民族付了三百年。

《太平年》这部剧，没有把桑维翰简单拍成丑角。他深夜独处时的焦虑，他抚摸地图时的颤抖，他得知边境惨状时的沉默，这些细节让这个人物立住了。

他不是疯子，他只是个聪明的、自负的、最终被自己聪明误的赌徒。

桑维翰以为自己在下一盘大棋，没想到，自己早就是棋盘上的棋子。

你说，这结局，是不是比千刀万剐更让人后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