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进这个家的时候,二十八岁。那一年,我以为自己足够清醒,也足够独立,不会在婚姻里迷路。
婆婆第一次见我,很客气。她给我夹菜,问我工作累不累,说现在的女孩子不容易。我那时还愿意把这些当作善意。直到小叔子进门,她的眼神才真正亮了一下,像屋里忽然多了一盏灯。
那天,小叔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婆婆立刻起身,接过包,问他路上累不累,饿不饿。她给他盛饭,夹肉,声音低下来,像在哄孩子。我坐在一旁,忽然意识到,自己只是客人。
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一次失误,而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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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第二年,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房子是老房子,三室一厅。最好的那间给了小叔子,说是朝南,采光好,年轻人住着精神。我们住北屋,冬天冷,夏天闷。婆婆说,先将就,将来条件好了再换。
将就这个词,我后来听了十几年。
小叔子比我丈夫小五岁,读书不成,工作不稳。婆婆替他操心,把操心当成使命。每个月,她都会从我们的生活费里挪一部分给他,说是“借”,但从来没有还过。丈夫起初会皱眉,后来干脆不提。他习惯了。
我不是没说过话。第一次提的时候,是在我怀孕六个月。那天我算了账,发现卡里少了两千。我问丈夫,他低头说,妈给弟弟交房租了。我说,那是我们留着生孩子的钱。
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他也是没办法。”
那一刻我很冷静,甚至没有生气。我只是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没办法”的永远是小叔子,而“能忍”的,理所当然是我。
孩子出生后,我辞了工作。婆婆嘴上说辛苦,手却很诚实。她只肯帮我看孩子到中午,说下午要去给小叔子做饭。他住在城另一头,但她觉得外卖不健康。她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只为给他送一顿热饭。
我一个人抱着孩子,手忙脚乱。夜里孩子哭,我哄;白天孩子闹,我抱。婆婆回来时,只问一句:“今天乖不乖?”
她问的是孩子,不是我。
有一次,我发烧到三十九度,浑身发抖。婆婆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说:“你自己多喝点水,我得走了,小儿子感冒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没有一丝犹豫。
我躺在床上,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轻,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真正的转折,是在第十年。
那一年,小叔子要结婚。女方要房子,要彩礼。婆婆急得上火,开始盘算我们住的这套房。她说,反正我们也有孩子了,将来再想办法。她的意思很清楚:房子要给小叔子。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明确地说了“不”。我说,这房子是我们一起还贷的,不能动。婆婆的脸当场冷下来,说我不懂事,说我心硬,说我把钱看得太重。
她还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你一个外来的,计较这么多干什么?”
我忽然明白了,十年过去,我在她眼里,始终是外人。
丈夫那天很为难。他劝我忍一忍,说结了婚就好了,以后日子还长。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陌生。这个人和我过了十年,却从未真正站在我这边。
翻脸发生得很快,也很安静。
婆婆背着我,把我们的存款取走了五万,说是应急。我发现后,没有吵,没有哭,只是把账单摆在桌上,问她一句:“这是借,还是不用还?”
她愣了一下,随即提高声音,说我小题大做,说一家人谈钱伤感情。
我那天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意外。我说:“那好,这笔钱算我给的。以后你们家的事,我不再管。”
她没听懂,或者不想听懂。
第二天,我带着孩子搬了出去。房子不大,租的。丈夫起初以为我只是闹情绪,过几天就回去。他没想到,我真的走了。
后来发生的事,并不戏剧化。没有跪地求和,也没有痛哭流涕。只有现实一点点展开。
小叔子的婚姻并不顺利。钱给了,人却不感激。婆婆身体开始不好,却依然舍不得让小儿子操心。她给他带孩子,洗衣做饭,直到自己住进医院。
丈夫开始疲惫。他第一次对我说:“我妈可能真的偏心。”
我听了,只觉得讽刺。偏心这件事,从来不是可能。
现在回头看,我并不觉得自己赢了什么。我只是停止了消耗。十几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忍耐并不会换来理解,只会被当成理所当然。
翻脸不是冲动,是在无数次退让之后,对自己最后一次负责。
我依然脆弱,也依然清醒。我知道,有些家庭关系,不是修复不了,而是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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