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一篇长文,深度剖析了AI时代的特殊性与潜在挑战。全文虽专业概念密集、篇幅厚重,但核心是解答一个问题:AI时代为何与以往技术变革截然不同?
过去技术发展曲线相对平滑,而AI时代的技术演进难以预判,多数人仍陷入阿马拉定律的误区——高估AI短期影响,低估其长期变革力。混乱背后暗藏机遇,关键在于能否跟上节奏,文章也给出了针对性解法,其价值远超各类商业访谈,更贴合国内实际情况。
AI首先颠覆了“经济发展等同于充分就业”的固有认知,带来了以往未有的三大脱钩。第一是就业与投资的脱钩,即投资增长未必带动就业增加。
以往资本涌向的行业往往会催生大量岗位,工业时代重资产也重人力,互联网时代企业也会通过储备人才创造岗位。但这轮AI热潮呈现重资本、重算力的特征,投资集中在算力中心、能源网络等劳动力需求稀薄的领域。
以美国科技巨头为例,2025年相关投资超4000亿美元,却同步削减现有岗位、缩减毕业生招聘,新增就业远不及减少的岗位,且这一现象发生在企业营收、股价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其他行业谈论AI赋能,核心也多是通过无人化、黑灯工厂等模式替代人力,进一步弱化了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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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科技进步与人才进步的脱钩,个体努力未必能实现同步成长。过去劳动生产率提升,既依赖宏观技术突破,也依托个体“干中学”的积累,大量受过系统教育的年轻人进入职场后持续提升,形成工程师红利。
但AI替代了大量初级工作,让新人失去了练手积累的场域,高端人才培养失去了基础路径。同时,AI迭代速度也冲击了传统教育模式,部分新增课程刚开设就因技术更新而滞后,教育与实际需求的脱节问题愈发突出。
第三是劳动者工资与生产率提升的脱钩,AI可能锁定工资增长上限。按鲍莫尔式生产率分享机制,高科技进步部门的价值会向教育、餐饮等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溢出,带动全社会工资普涨。
但AI的高效降本打破了这一逻辑,科技行业自身就业占比不升反降,部分劳动者被挤向服务业,导致服务业劳动力过剩,工资上涨受阻。更关键的是,AI成本与能源成本强相关,随着能源技术发展,AI部署成本持续下降,人类劳动力价格会被锁定在AI成本之下,即便生产率提升,工资也难以突破这一上限。
AI不仅冲击就业市场,更对以稳定就业为基础的社保体系构成挑战。现代社保体系源于工业化时代,依托两大基石: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与收入随生产率同步增长。
社保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待遇水平与缴费历史挂钩,需稳定收入流作为支撑;同时,生产率提升带来收入增长与物资丰盈,能保障每代人以较低缴费供养上一代。
但AI催生了大量零工化、短期化就业,打破了稳定雇佣关系,社保难以精准锚定劳动者贡献与待遇;中等收入群体工资增长受限,也削弱了社保基金的供给能力,这种冲击比老龄化更突发、更难预判。
破局关键在于构建就业友好型AI发展模式。技术本身中性,但其发展路径具有依赖性,初期方向一旦确定,会形成自我强化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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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AI发展多聚焦于替代人力降本,需警惕资本驱动的“图灵陷阱”,转而推动AI赋能人类、提升生命质量。具体可通过三方面发力:
一是优化税收结构,降低或取消工资税,提高自动化、智能化产品税率,扭转资本对替代人力的偏好;
二是推动企业披露AI发展路线,明确其对就业的影响,引导企业转向赋能型AI应用;
三是提升个体核心能力,培养原认知、批判性思维与跨学科整合能力,适应人机协作模式,同时通过政策补贴鼓励企业雇佣年轻人,拓宽人才成长路径。
AI时代的核心命题,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类福祉。发展AI不是为了消灭就业,而是创造更有尊严与价值的工作。人类的价值不应被技术替代,工作既是谋生手段,更是自我实现的路径。
坚守这一核心,才能在技术变革中把握主动,走出一条兼顾发展与民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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