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44年，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正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在西线，巴顿的坦克集群如钢铁利刃，刺穿了纳粹德国的防线。
在东线，苏联红军的炮火，正在将法西斯的巢穴夷为平地。
在太平洋，麦克阿瑟叼着玉米斗烟，指挥着史上最庞大的舰队，从一座座岛屿上，将日本的太阳旗扯下。
全世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胜利的味道。
除了中国。
这片已经独自苦撑了七年的土地上，一场比南京陷落更耻辱、比淞沪会战更绝望的雪崩，正在上演。
短短八个月，豫、湘、桂三省，146座城市，20万平方公里的沃土，尽数沦陷。
超过60万的军队在溃败中灰飞烟灭，数千万同胞，再一次被绝望地抛给了虎狼。
史称，“豫湘桂大溃败”。
人们习惯于将这场国难，归结为日军“一号作战”的垂死挣扎。
但，一个已经油尽灯枯、制空权尽失、补给线被美国潜艇绞得支离破碎的赌徒，究竟是如何做到，在牌局的最后一刻，将一个拥有百万兵力、背靠强大盟友的对手，打得满盘皆输、丢盔弃甲？
答案，不在前线的战报里，不在将领的回忆录中。
它藏在一份发往华盛顿的，措辞严厉的美军前线报告里。
这份由美国军官用打字机敲出的冰冷文字，揭开了一个比10万日军更致命、比武器落后更绝望的真相。
它指出了那个，早已潜伏在百万国军肌体之内，啃噬着它的五脏六腑，最终让这个看似庞大的巨人，轰然跪倒的，真正敌人。
01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场大溃-败中，最悲壮，也最孤独的坐标——湖南，衡阳。
1944年8月7日，夜。
第10军军长方先觉，正用一双燃烧着血丝的眼睛，望着城外。
这是衡阳被围困的第四十七天。
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城墙，被炮火削去了一层又一层，残垣断壁间，堆满了已经发黑的尸体。
他手下的士兵，从最初的一万七千人，锐减到了不足千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身上都绑着破布条，因为绷带早已用完。
他们的武器，是五花八门的万国造步枪，但子弹，平均每人已经不超过三发。
他们吃光了城里所有的军粮、树皮、草根，甚至开始煮食皮带。
伤兵们因为没有药物，只能在腐烂的伤口和苍蝇的嗡鸣中，痛苦地等待死亡。
然而，对方先觉和他的孤军而言，最恐怖的敌人，不是城外那十万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也不是腹中那刀绞般的饥饿。
最恐怖的敌人，是那些本应拯救他们，却又冷眼旁观的“自己人”。
就在距离衡阳城几十公里的群山之外，驻扎着国民党第九战区，由王耀武、杨森等人率领的，超过十个师的庞大援军。
方先觉甚至能在深夜，看到他们营地方向，那星星点点的篝火。
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四十七天里，他发出的上百封求援电报，如同泥牛入海。
电报里的措辞，从最初的“盼速来援”，到中期的“泣血求援”，再到最后的“来生再见”。
那些庞大的军队，就像一群在他家门口散步的邻居，看着他家里失火，却始终不肯踏进门来，泼上一盆水。
为什么？
方先觉比任何人都明白。
他的第10军，不属于中央军，不属于桂系，不属于川军，是一支“杂牌中的杂牌”。
在那些拥兵自重的战区大佬眼中，他方先觉和这一万多条人命，不过是一枚棋子。
一枚用来消耗日军兵力，同时铲除异己，为战后抢地盘铺路的，可以随时牺牲掉的棋子。
衡阳城，不是一座必须守卫的堡垒，而是一个精心挑选的、用来“借刀杀人”的屠宰场。
「军座，」参谋长声音沙哑地问，「我们……是不是被抛弃了？」
方先觉没有回答。
他缓缓闭上双眼，一行滚烫的浊泪，从他那早已干裂的眼角涌出。
他知道，他守了四十七天的城，不是败给了日本人。
是败给了那一张张，在后方指挥部里，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在地图上，计算着如何让别人去死的，同胞的脸。
02
要理解衡阳的绝望，就必须理解，构成这支军队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1944年的国民政府，在纸面上，依然拥有着一支四百万人的庞大军队。
但这个数字，是一个用无数年轻人的生命和鲜血，吹起来的，巨大而肮脏的泡沫。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深入中国腹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征兵的真实场景。
他将其称之为——“穿军装的奴隶贸易”。
一个四川的少年，正在水田里插秧，突然，几个乡丁和保长冲了过来，用一根粗麻绳套住他的脖子，像拖拽一头牲口一样，将他从他的父母面前拖走。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一个人。
他成了一个“壮丁”，一个可以被层层转卖的商品。
从乡公所到县政府，再到师管区，每经过一个环节，他的名字，就会被用来冒领一份军饷，而他本人，得到的只有一顿打骂和一碗馊饭。
这段从家乡到军营的路，就是一条“死亡运输线”。
著名学者蒋梦麟，曾在家书中记录过一组他亲眼所见的数据：一队由浙江征募的1400名壮丁，徒步前往贵州前线，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只剩下了107人。
超过92%的死亡率。
这些人，没有死在冲锋的路上，他们死在了自己国家的征兵站和运输队里。
而那些侥幸没有饿死、病死、被打死的“幸存者”，当他们终于穿上那身破烂的军装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美军驻华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他的日记里，用最刻薄的语言，描绘了这些士兵：
「他们面黄肌瘦，目光呆滞，走路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倒。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左右脚都分不清，更不用说使用武器了。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一支军队，这是一群穿着军装的、正在缓慢死去的难民。」
这就是1944年，那百万大军的底色。
一群被从土地上暴力抓捕，在虐待和饥饿中，被磨去了所有锐气和希望的，“活着的鬼魂”。
然而，吊诡的是，就是这样一支“鬼魂军队”，在衡阳，在常德，在无数个被遗忘的阵地上，却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战斗意志。
原因，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他们当“人”看。
就像一位前线的美军联络官，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他们能忍受任何我们无法想象的艰苦。你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平等的待遇，和一把堪用的步枪，他们就能为你战胜任何敌人。但，他们的军官，配不上他们。」
兵，是好兵。
但，官呢？
03
1944年4月17日，拂晓。
日军的战车，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碾碎了中牟县黄河大铁桥的枕木。
“一号作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为了这场豪赌，日本大本营，几乎将中国战场上所有能动弹的家底，都押了上来。
超过50万的兵力，10万匹战马，1500辆汽车，像一股浑浊的铁流，向着平汉线，滚滚而来。
如此规模的军事集结，即便是在通讯落后的四十年代，也绝不可能做到无声无息。
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关于日军在华北地区异常调动的情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向了重庆的军令部和侍从室。
然而，在那个远离战火的“陪都”，统治着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却沉浸在一种梦游般的、不可理喻的乐观情绪之中。
当情报显示日军正在全力修复黄河大桥时，重庆的判断是：「这大概是为了方便他们从华北撤退吧。」
当情报显示日军在武汉周边的兵力激增至十余万人时，重庆的判断是：「这是佯动，是为了吓唬我们，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是在别处。」
整个最高统帅部，就像一个迟钝的、被酒精麻痹了的大脑，对外界清晰的危险信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而当前线的炮声，终于将这些官僚们从睡梦中惊醒时，另一个更加致命的癌症，发作了。
那就是最高领袖，那深入骨髓的“遥控指挥癖”。
蒋介石，坐在他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手握着电话，开始越过一级又一级的指挥系统，将他那些充满臆想和矛盾的命令，直接下达到几十万公里之外的，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营。
前线的将领们，彻底疯了。
他们往往在早上，接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要求他们向东突围。
而到了中午，又会接到一份由侍从室直接下发的、盖着红章的手令，严令他们向西固守。
听谁的？
在一个派系林立、人情关系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里，这根本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站错了队，比打错了仗，后果要严重得多。
其结果就是，几十万国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像一群被捅了蜂巢的蜜蜂，乱作一团，进退失据。
无数宝贵的战机，就在这种无休止的内部拉扯和犹豫中，被白白浪费。
一边，是目标明确、指挥统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争机器。
另一边，是人心涣散、指挥混乱、还在为权力斗争而分心的官僚集团。
这场仗，还没开打，其实就已经输了。
04
河南的溃败，仅仅是拉开了这场巨大悲剧的序幕。
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这位曾被誉为“抗日名将”的黄埔嫡系，率领着他的四十万大军，在短短37天里，连丢38座县城之后，整个抗战史上，最荒诞、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发生了。
当汤恩伯的残部，溃退到豫西山区时，他们没有等来百姓的箪食壶浆，而是等来了成千上万，手持着土枪、猎叉、甚至是粪勺的，愤怒的河南民众。
这些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将那些同样狼狈不堪的国军士兵，团团围住，然后，缴了他们的械。
有的部队，甚至被一整个营、一整个团地，解除了武装。
自己的军队，在躲避侵略者的追杀时，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了敌人。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汤恩伯的部队，驻扎在河南，名为“抗战”，实为祸害。
他们吃空饷，贩卖军火，走私物资，强征暴敛，所作所为，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当地百姓的心中，这些穿着国军军服的“汤兵”，和日本人，是一丘之貉。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军事溃败了。
这，是一个政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产。
当一支军队，不再保护人民，反而开始鱼肉人民时，它就已经失去了灵魂，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紧接着，溃败的瘟疫，蔓延到了湖南。
长沙，这座曾经三次将日军精锐拒之门外，让“战神”薛岳名声大噪的英雄之城，这一次，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却脆弱得如同一张纸。
仅仅四天，便宣告陷落。
负责守城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犯下了一个让所有军事教科书都无法解释的低级错误：他将主力部队，全部收缩在长沙城内，却将可以俯瞰全城的战略制高点——岳麓山，交给了一支临时拼凑的、毫无战斗力的杂牌部队。
结果，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岳麓山。
随后，他们将数百门重炮，架在山顶上，对着长沙城，进行了一场毫无遮拦的、屠杀式的炮击。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日军冲进某些国军核心阵地时，他们发现，战壕里的中国军官们，竟然还在从容不迫地，进行着他们的“国粹”——搓麻将。
兵，还是那些在绝境中，能够以一敌十的兵。
但官，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从河南的汤恩伯，到湖南的张德能，再到衡阳城外那几十万见死不救的“友军”。
一个可怕的、系统性的腐烂，如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这支军队的每一个器官，每一条血管。
士兵，在前方，用胸膛，去堵敌人的枪口。
长官，在后方，用算盘，计算着如何侵吞他们的军饷，倒卖美国的援助物资，以及，如何在国难中，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1944年的大溃败，就像一场无情的外科手术，即将切开国民政府这具病体的胸膛。而一份来自盟友的绝密报告，更是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那个比日军更可怕的敌人，彻底地、血淋淋地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