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万亿美元时刻：中国外贸的再思考

在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5年前11个月货物贸易数据中，一个数字格外引人注目：贸易顺差达到约1.08万亿美元，相当于荷兰或沙特一年的GDP总量。这不仅刷新了中国外贸史上的所有纪录，也超过了日本、韩国、德国等传统贸易顺差国家的年度总和。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自然释放，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又一次预警？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跳出数字本身，去理解这场贸易格局剧变的深层逻辑。

顺差的根本原因：

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

万亿美元顺差的出现，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出口结构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如果将时钟拨回到2010年，那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服装、鞋帽、玩具这些传统制造业，出口企业赚的是辛苦钱，利润率常常不到5%。但2025年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顺差贡献度排名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这“新三样”已经跃居前列，它们不仅单价更高，技术含量也远超传统产品。

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企业正在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依赖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车企不仅掌握了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更建立起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整车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这种全链条掌控能力，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以远低于欧美竞争对手的成本，生产出性能相当甚至更优的产品。

与此同时，进口端的变化也在推动顺差扩大。2025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原油价格同比下降12.1%，铁矿石、铜等工业原料也处于近年低位。这使得中国的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在出口保持强劲的同时，进口金额的相对收缩自然推高了贸易顺差。

更深层的变化来自全球需求格局的重构。欧美经济体在经历了疫情冲击、通胀高企、货币紧缩之后，消费能力明显下降，但对物美价廉产品的需求却在上升。中国制造凭借其稳定的供应链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成为这些国家稳定物价、维持基本消费的重要支撑。从太阳能板到家用电器，从电动车零部件到日用消费品，中国产品正在扮演全球“通胀缓冲器”的角色。

为何贸易顺差在此时

出现历史性突破

要理解顺差为何在此时出现历史性突破，需要将视野往后拉长。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数十年持续投资、技术积累、人才培养的结果。当这种积累达到一定临界点，遇上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历史机遇，便会产生爆发性的能量释放。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多么复杂的产品，中国企业都能在国内找到所有必需的配套供应商。从最基础的原材料加工，到精密零部件制造，再到系统集成和最终组装，整个产业链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闭环。这种能力在全球供应链频繁受到冲击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

以电动汽车产业为例，欧洲车企在面对能源价格飙升、芯片短缺、供应链中断时往往束手无策，而中国企业却能在一年之内完成从设计到量产的全过程，并迅速将产品推向全球市场。这背后不仅是单个企业的能力，更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协同效率。从宁德时代的电池，到华为的智能驾驶系统，从比亚迪的电机到各类传感器、芯片的本土化生产，中国企业构建起的是一个高度集成、快速回应的产业网络。

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则为顺差扩大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支撑。当欧美不断竖起贸易壁垒时，中国出口商迅速调整战略，将目光投向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13.7%，对非洲增长26.3%，对拉美增长7.1%。这些市场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进程中对中国产品有巨大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顺差高企的三点隐忧

然而，巨大的贸易顺差往往难以长期持续。首先，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以美中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自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由2018年1月1日的3.1%升至2025年4月的135.4%后，震荡回落至2025年11月10日的47.5%。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出现大幅减少。根据Wind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2017年的2758.1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3610.3亿美元，2025年前11个月仍有2571.5亿美元。事实证明，很多关键零部件和机电设备，美国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方案，不过，从长期来看，美国势必会逐渐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其次，不利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的过程中互通有无，分工合作，通过不断做大市场分享全球经济增长果实，从而实现双赢局面。如果一国贸易顺差过大，会导致全球贸易失衡，贸易逆差国家外汇不足，不仅难以偿还国际债务，还难以使用外汇购买高科技产品促进本国产业升级。长期来看，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国面临的外部阻力将会越来越大，不利于全球经贸格局稳定。这也是重商主义被摒弃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和美国都曾经由贸易顺差国转为贸易平衡国甚至是贸易逆差国。

最后，大量的贸易盈余会使得赚取的外汇流向收益高的全球资产，如果国内投资回报率低，会导致本国民间投资低迷。事实上，美联储自2022年5月加息至2024年9月转为降息至今，中国的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处于低位，2025年前10个月，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为-4.5%。贸易盈余资金的外流是导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来看，不利于激发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也不利于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

中国全球化的下一步

过面对顺差高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重新思考对外经济关系。单纯依靠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既不可持续，也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从“货物出口”到“产能出海”、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强国”的转变。

扩大进口是缓解顺差压力的最直接手段。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但进口潜力远未充分释放。通过降低关税、简化通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吸引更多优质进口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不仅能缓解外部压力，更能提升国内消费者福利、倒逼国内企业提升竞争力。

然而，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推动“产能全球化”。这不仅是减少贸易摩擦的权宜之计，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性大国”的必然选择。电动汽车行业正在成为产能出海的先锋，比亚迪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宁德时代在德国、美国投资电池工厂。这些投资不仅能规避关税壁垒，更能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创造就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将潜在的贸易对手转化为合作伙伴。

但产能出海绝不是简单的“搬厂”，而是要实现质的提升。中国企业必须建立全球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在环保、劳工、数据保护等方面达到国际最佳实践。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中国企业应当从“标准接受者”转向“标准制定者”，在电动汽车、5G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

与产能全球化相辅相成的是“资本全球化”。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2.3万亿美元，相比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外汇储备规模，仍有巨大提升空间。通过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可以快速获得关键技术、知名品牌、销售管道等战略资产。吉利收购沃尔沃、海尔收购GE家电业务等案例证明了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行性。同时，资本出海还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在推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需要从“成本领先”转向“技术引领”。中国企业必须真正提升绿色生产能力，在碳排放、能源效率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形成全球领先优势，未来应当将这种优势转化为绿色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提升服务贸易能力则是缩小经常账户失衡的长远之计。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一定优势，电商平台、数字支付、云计算等服务正在向海外扩展。未来应当在跨境数字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高端商务服务等领域加大投入，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当中国企业不仅能输出产品，更能输出资本、技术、标准与服务时，贸易顺差的结构将更加健康，也更具可持续性。

回顾历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贸易顺差快速扩张的阶段。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1980年代的日本，都曾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但它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顺差本身不是目的，如何管理顺差、如何将贸易优势转化为长期竞争力，才是真正的考验。

未来的竞争不是谁出口更多，而是谁能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深入地参与产业分工、更主动地塑造游戏规则。当中国企业不仅是“世界工厂”的生产者，更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组织者和价值创造者；当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产品，更输出资本、技术、标准与服务；当中国不仅是贸易大国，更成为投资强国、创新强国时，顺差数字的起落将不再那么重要。这场从贸易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跨越，注定充满挑战。但正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实现真正的蜕变。

作者：朱兆一

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所长

邹 欣

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研究员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