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在公司干了26年，我刚递辞呈，上司:你老婆什么来头说实话吧

递上辞呈时，我以为郭董会挽留，或者至少问一句为什么。

毕竟我在市场部干了十八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他只是捏着那张单薄的A4纸，目光沉沉地越过我，落在窗外。

集团大楼前的梧桐树已经黄了叶子，就像我四十六岁的人生。

“许建民，”他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你在公司这些年，真不知道？”

我茫然地看着他。

这位六十八岁的董事长缓缓转过椅背，那双看透商海浮沉的眼睛紧紧锁住我。

“你妻子林明霞，”他一字一顿，“在前台坐了整整二十六年。”

“一个正常员工，在同一岗位干这么久，早该调岗或升职了。”

“可她就是一动不动，也从来没人敢动她。”

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

“告诉我，你老婆到底什么来头？”

窗外起风了，梧桐叶簌簌地落。

我突然想起明霞每天出门前，都会仔细检查那枚戴了二十多年的旧胸针。

她说那是外婆给的，不能丢。

01

早晨七点半，我和明霞像过去二十年一样，并肩走出小区。

她手里拎着那个米色帆布包，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包上的集团LOGO还是二十年前的旧版样式。

“天气预报说今天降温，你穿得够吗？”明霞侧头问我。

她说话总是这样，温温的，像秋日早晨晒进阳台的那缕阳光。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她藏蓝色工装的衣领上。

那枚银质胸针别得端正，图案是简单的缠枝莲，已经有些黯淡。

“你这胸针，”我忍不住说，“戴了这么多年，要不要换一个？”

明霞的手指下意识抚上胸针，笑了笑：“习惯了。”

她的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固执。

八点整，集团大楼的旋转门开始转动。

明霞在前台岗位站定，动作娴熟地整理访客登记簿、检查笔筒、调整座椅高度。

这一切她做了二十六年，精确得像钟表。

我经过前台时，几个年轻员工正围在那儿说笑。

“林姐，听说您儿子考上重点大学了？真厉害！”

明霞温和地应着，眼角细密的皱纹舒展开。

她今年四十八岁，在这个平均年龄三十五岁的集团里，已是元老。

可她的职位，依然是“前台接待员”。

一级未升。

“许经理早！”年轻人们看见我，纷纷打招呼。

我点头回应，走向电梯间。

电梯门镜面反射出我的样子——鬓角已见白丝，西装是去年买的。

市场部副经理，这个头衔我挂了六年。

电梯上行时，我透过玻璃幕墙向下望。

明霞的身影在前台后显得很小，她正弯腰给一位访客指路。

姿态谦和，背脊却挺得笔直。

那种笔直，我年轻时觉得是骨气，现在却觉得像某种无声的坚持。

坚持什么？我不知道。

中午在食堂，我碰见人事部的老陈。

他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压低声音：“建民，听说这次晋升名单快下来了。”

我夹菜的手顿了顿。

“你今年，”老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很有希望。”

我笑了笑，没接话。

希望这个词，我听了太多次。

四十六岁，在市场部副经理位置上，若再上不去，也就这样了。

餐盘里的茄子烧得油腻，我突然没了胃口。

抬头看向食堂入口，明霞正端着餐盘找座位。

几个年轻女孩热情地招呼她过去坐。

她在哪儿都人缘好，温婉、周到、从不与人争执。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二十六年如一日地守在前台。

公司改制三次，人事调整八回，连保洁阿姨都换过几茬。

只有她，像一枚钉子，稳稳钉在那个位置上。

没有人提拔她，也没有人敢动她。

我曾开玩笑问她：“明霞，你就没想过换个岗位？”

那时我们在家吃饭，她正给儿子夹菜。

闻言，她筷子停在半空，沉默了几秒。

“现在这样，挺好的。”她说。

灯光下，她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深邃。

像深潭，表面平静，底下却沉着许多东西。

那些东西她从不与人说，包括我。

02

晋升名单是周五下午公布的。

邮件群发到每个员工的信箱，标题很官方：《关于集团中层管理岗位任免的通知》。

我点开时，手心里有层薄汗。

光标缓缓下滑，市场部经理一栏，赫然写着：胡明达。

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三年前空降过来的海归。

我的名字在副经理那里，依然没变。

后面跟着的备注是“续任”。

续任。

两个字像两根细针，轻轻扎在心上。

不疼，但那种绵密的刺痛感，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隔壁工位的小赵偷偷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头去。

我关掉邮件页面，打开一份市场分析报告。

屏幕上的字在跳动，我看了三遍，也没看明白第一段在说什么。

手机震了一下，是明霞发来的微信：“晚上买条鱼吧？儿子周末回来。”

我回了个“好”字，想了想，又加了个笑脸表情。

屏幕暗下去，映出我僵硬的脸。

下班时，我在电梯里遇见胡明达。

新上任的经理穿着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许副经理，”他笑着拍拍我的肩，“以后还得您多支持工作。”

电梯里还有其他同事，大家都看着我们。

我扯出笑容：“应该的。”

那笑容一定很难看，因为胡明达的眼神闪了闪。

电梯停在一楼，门开时，我看见明霞站在前台后。

她正在整理明天的访客预约表，侧脸在顶灯下显得柔和。

胡明达大步流星地走出去，经过前台时，脚步突然顿了顿。

他回头看了明霞一眼。

那眼神很怪，不是看普通前台员工的眼神。

像是审视，又带着点忌惮。

明霞抬起头，对他礼貌地点点头：“胡经理慢走。”

声音平静无波。

胡明达脸上重新堆起笑，快步离开了。

我走过去，明霞已经收拾好东西。

帆布包斜挎在肩上，那枚旧胸针在领口微微反光。

“走吧。”她说。

我们并肩走出旋转门，初冬的风扑面而来。

明霞把围巾裹紧了些，忽然说：“今天名单公布了吧？”

我嗯了一声。

“没选上？”她问。

“胡明达上了。”我说得很简短。

明霞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他父亲是胡宏毅总经理。”

这话像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

胡宏毅，集团二把手，董事长郭安邦最得力的助手。

原来如此。

走到公交站时，天已经暗了。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明霞，”我看着前方车流，“我想辞职。”

这话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说出来时，竟有种虚脱般的轻松。

明霞没有立刻回应。

她望着马路对面闪烁的霓虹灯，侧脸在光影里明暗交替。

公交车来了，我们挤上去。

车厢里满是下班的人，疲惫的气味混杂在一起。

站稳后，明霞才开口：“想好了？”

“四十六岁，”我说，“再耗下去，就真没机会了。”

“创业吗？”她问。

“有几个老客户说愿意跟我做，”我说，“开个小公司，接点项目。”

公交车颠簸了一下，明霞抓住扶手，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需要多少钱？”她问得直接。

“咱们有些积蓄，再贷点款，”我顿了顿，“就是前期会很难。”

“你怕我吃苦？”明霞转过头看我。

昏黄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

我摇头：“我是怕失败。”

“那就试试吧，”她说，“我支持你。”

她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稳稳的，像她这些年站在前台的样子。

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话没说完。

那种欲言又止的感觉，又来了。

03

周末儿子回来，家里的气氛活络不少。

他大学读计算机，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饭桌上，儿子说起学校的趣事，我和明霞听着，时不时笑出声。

“爸，你们公司那个新楼盖得真酷，”儿子忽然说，“我们教授还拿它当案例呢。”

“就是听说内部管理有点问题，”儿子随口说，“教授说这种老牌民企，容易有派系斗争。”

明霞给儿子添了碗汤：“好好吃饭，别总说这些。”

她的语气温和，但儿子立刻收住了话头。

这孩子从小就和明霞亲，也最听她的话。

晚上，儿子睡了。

我和明霞在客厅收拾，电视小声放着夜间新闻。

“辞职的事，”我打破沉默，“我下周就提。”

明霞正叠着沙发毯，动作慢下来。

“建民，”她抬起头，“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再等半年呢？”

“等什么？”我不解，“等下次晋升？明霞，你看不出来吗？胡明达上去了，我就是给他垫脚的。”

明霞把叠好的毯子放在一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边缘。

她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每次心里有事，她就会这样。

“公司最近，”她斟酌着词句，“可能有些变动。”

“什么变动？”我追问。

明霞却摇头：“我也说不清，只是感觉。”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我们住了十五年的小区，夜晚安静，只有零星几盏灯还亮着。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那年吗？”她忽然说。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那年我爸病重，手术需要二十万，”明霞的声音很轻，“你把自己攒的买房钱全拿出来了。”

我走过去，和她并肩站着：“说这些干嘛？”

“那时候我就想，这个人，我嫁对了。”明霞侧头看我，眼圈有些红，“所以建民，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她握住我的手。

掌心有薄茧，是常年做家务留下的。

“但是辞职这事，能不能缓一缓？”她声音更轻了，“就半年，行吗？”

我看着她眼里的恳求，心头一软。

“好，”我听见自己说，“我再想想。”

明霞笑了，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像是释然，又像是更深重的忧虑。

周一上班，我刻意绕过前台。

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怕看见明霞。

怕从她脸上看出更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市场部晨会，胡明达坐在主位，意气风发地布置任务。

“许副经理，”他点名，“华东区的客户关系你熟，以后这块还是你负责。”

话说得客气，实则是把最累最难出成绩的活儿派给我。

我点头应下，脸上没什么表情。

散会后，胡明达单独留下我。

“许哥，”他换了称呼，递过来一支烟，“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我摆手说不抽。

“但你也知道，这位置不是我想要，是我爸和郭董的意思。”他压低声音，“集团现在需要年轻血液。”

我看着他，忽然想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五十多了还占着总经理位置？

但这话终究没说出口。

职场二十多年，我学会了什么时候该闭嘴。

回到工位，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辞呈。

明霞让我等半年，可我一分钟都不想等了。

四十六岁，再不搏一把，这辈子就真的按部就班到头了。

辞呈写得很克制，感谢公司培养，提及个人发展规划。

最后那句“请批准”，我打了又删，删了又打。

最终还是留下了。

打印出来时，A4纸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我把辞呈装进信封，下午三点，敲开了部门总监的门。

04

总监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好人，姓周。

他接过信封时，眼镜后的眼睛瞪大了。

“建民，你这是……”

“周总，我想了很久，”我语气平静，“打算自己出去闯闯。”

周总监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是因为晋升的事？”他问得直接。

我摇头：“个人选择。”

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

窗外能看见城市的天际线，高楼林立，我们这个集团大楼在其中不算最扎眼，但也气势十足。

“你知道，”周总监缓缓开口，“郭董最近在抓人事整顿。”

“胡明达上来，只是第一步。”

他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复杂地看着我：“这个节骨眼辞职，不太明智。”

“我四十六了，”我说，“等不起了。”

周总监叹了口气，拿起信封：“按流程，我得先报给胡总。”

他说的胡总是胡宏毅，集团总经理，胡明达的父亲。

“我明白。”我点头。

“这样吧，”周总监站起身，“你先回去工作，我这边走流程。”

他顿了顿：“如果改变主意，随时来找我。”

我道了谢，走出办公室。

走廊很长，铺着深灰色地毯，脚步落在上面几乎没有声音。

回到工位时，同事们都低着头忙碌。

但那种刻意回避的目光，我能感觉到。

小赵凑过来，小声说：“许哥，你真要走啊？”

“太突然了，”他挠挠头，“大家都没心理准备。”

我笑了笑，没说话。

哪有什么突然，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

只是今天，我把蓄谋变成了行动。

下班前，内线电话响了。

是董事长秘书室打来的，声音很公式化：“许副经理，郭董请您现在来一趟。”

我愣住了。

辞呈按流程应该先到胡宏毅那里，怎么直接惊动了董事长？

“现在吗？”我问。

“是的，郭董在办公室等您。”

挂断电话，我深吸一口气。

经过前台时，明霞正在接电话。

她看见我，眼神询问。

我摇摇头，表示没事。

可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

董事长办公室在顶层，一整层都是。

电梯上行时，镜面映出我紧抿的嘴唇。

领带好像系得太紧了，我松了松，手指有些发颤。

秘书在电梯口等我，是个四十多岁的干练女性。

“许经理，这边请。”她微笑，笑容里没有多余情绪。

推开厚重的实木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墙的书架。

红木的，摆满了精装书和文件夹。

郭安邦董事长背对着门，站在落地窗前。

他身材不高，但站姿挺拔，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

“郭董。”我出声。

他缓缓转过身。

六十八岁的人，眼睛却锐利得像鹰。

“坐。”他指了指沙发。

我在他对面坐下，沙发很软，但我不敢靠实。

秘书悄无声息地退出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郭董没有坐回办公桌后，而是走到我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

这个细节让我意外——他拉近了距离。

“辞呈我看到了。”他开门见山。

我心里一紧，果然是因为这个。

“周总监直接报给我的，”郭董说，手指轻轻敲着沙发扶手，“他说留不住你。”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

“建民，你在公司十八年了吧？”他忽然换了话题。

“是，郭董。”

“十八年，市场部副经理六年，”他看着我，“委屈吗？”

问题太直接，我措手不及。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我选了最稳妥的回答，“我个人能力也有限。”

郭董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温度。

“能力有限的人，写不出你去年那份市场分析报告。”他说，“那份报告我看了三遍。”

我怔住了。

那份报告是我花了三个月做的，分析了行业趋势和公司短板。

交上去后石沉大海，我以为没人看。

“写得很好，一针见血，”郭董说，“但也因为写得太好，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我的辞呈。

薄薄一张纸，在他手里显得很轻。

“所以你要走，我理解。”他转回身，目光落在我脸上，“但走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窗外天色渐暗，城市华灯初上。

办公室没开主灯，只有台灯昏黄的光。

郭董的身影在光影交界处，一半明一半暗。

“你妻子林明霞，”他缓缓开口，“在前台干了二十六年。”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二十六年，一级未升，”他走近几步，“你就没想过为什么？”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一个正常员工，在同一岗位这么久，早该调岗或升职了。”

“可她没有，也从来没人敢动她。”

郭董在我面前站定，俯视着我。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像是压抑了很久的疑惑，终于找到了出口。

“告诉我，”他一字一顿，“你老婆到底什么来头？”

05

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

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撞在胸腔里。

郭董的问题像一记闷棍，敲得我头晕目眩。

“郭董，”我努力让声音平稳，“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明霞就是个普通员工，能有什么来头？”

郭董盯着我，那双锐利的眼睛像要剖开我的皮肉，看清里面的真相。

他看了很久，久到我后背渗出冷汗。

“你真不知道？”他问，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

我摇头，动作僵硬：“不知道。”

郭董缓缓走回办公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夹。

他走回来，把文件夹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打开看看。”他说。

我手指微颤，翻开文件夹。

第一页是员工档案的复印件，照片是年轻时的明霞。

梳着马尾辫，笑容青涩，眼神清澈。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她，刚进公司时的样子。

档案很普通，教育背景是本地中专，家庭关系栏写着父母姓名。

父亲林国栋，母亲郭秀云。

都是普通名字，没什么特别。

我抬起头，困惑地看着郭董。

他示意我继续翻。

后面几页是历年考核表，清一色的“合格”或“良好”。

没有优，也没有差，永远在中游。

再往后，是几次调岗申请的批复记录。

我仔细看，心跳突然加快了。

申请时间分别在1998年、2003年、2008年。

三次申请，三次都被驳回。

驳回理由栏只写着简单的“暂不适宜”，连具体原因都没有。

而驳回签字人，都是同一个人——

胡宏毅。

“看出来了？”郭董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合上文件夹，手心全是汗。

“胡总为什么一直卡着明霞的调岗？”我问。

郭董没有直接回答。

他坐回我对面，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姿态像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你听说过集团的创始人吗？”他问。

“郭玉生老先生，”我说，“您的父亲。”

“对，我父亲。”郭董的目光飘向窗外，像在回忆什么，“他1995年去世，把集团交给我。”

“那时候集团还叫‘玉生实业’，规模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

我安静听着，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起这个。

“父亲临终前，”郭董转回头，看着我，“交代了一件事。”

他顿了顿，每个字都说得很慢：“他说，集团里有个员工，叫林明霞。”

“这个员工，要留在她能看见整个大厅的位置。”

“不能升，不能调，不能辞。”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郭董摇头：“父亲没说原因，只让我照做。”

“这些年，我一直在猜，”他身体前倾，“猜这个林明霞到底是谁。”

“我查过她的档案，很干净，干净得不像真的。”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早逝，她由外婆带大。”

“外婆叫唐慧兰，今年应该八十多了，住在老城区。”

郭董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直到上个月，我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唐慧兰的，落款是1994年，父亲去世前一年。”

“信里有一句话，”郭董深吸一口气，“‘秀云的女儿，就拜托您了’。”

秀云。

郭秀云。

明霞母亲的名字。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碎片飞溅，割得生疼。

“郭秀云……”我喃喃重复。

“是我妹妹，”郭董的声音很轻，“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窗外彻底黑了，城市的灯光流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出模糊的光斑。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

我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还有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

“明霞的母亲，是您妹妹？”我听见自己在问，声音陌生得像别人的。

郭董点头，脸上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秀云比我小二十岁，是父亲老来得女。”他说，“她年轻时很叛逆，非要跟一个外地工人结婚。”

“父亲反对，她就私奔了，再没回来。”

“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抱着个襁褓里的孩子，来公司找父亲。”

“那孩子，”郭董看着我，“应该就是明霞。”

我浑身发冷，像是被人扔进了冰窟。

二十六年的婚姻，我以为我了解明霞的一切。

她的喜好，她的习惯，她微笑时眼角先弯，难过时手指会蜷缩。

可现在有人告诉我，我妻子的身世是个谜。

而这个谜，牵扯着一个商业帝国的创始家族。

“为什么……”我喉咙发紧，“为什么不认她？”

“父亲要面子，”郭董苦笑，“秀云私奔，伤透了他的心。”

“但他心里还是疼这个女儿的，所以留了话，要照顾她的孩子。”

“只是怎么照顾，他没说清楚。”

郭董站起身，走到酒柜前，倒了杯威士忌。

他没问我，自己喝了一口。

“这些年，我按父亲的话做了，把明霞留在前台。”

“可我越来越不明白，”他转过身，眼神锐利，“如果只是照顾，为什么非要她在那个位置？”

“为什么不能让她过更好的生活？”

“还有胡宏毅，”他语气沉下来，“他为什么一直卡着明霞的调岗？”

“他是知道什么，还是受人指使？”

问题一个接一个，砸得我头晕目眩。

我忽然想起明霞那枚旧胸针，想起她每次抚摸它时的眼神。

想起她说“再等半年”时的欲言又止。

“郭董，”我听见自己说，“您今天找我来，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

郭董放下酒杯，走回我面前。

“我要你帮我弄清楚，”他盯着我的眼睛，“明霞到底还瞒着什么。”

“还有，她外婆唐慧兰手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父亲临终前，除了集团股份，还有一部分私人资产不见了。”

“我怀疑，”他一字一顿，“那部分资产，和明霞有关。”

06

走出集团大楼时，已经晚上九点。

寒风灌进衣领，我打了个哆嗦，却感觉不到冷。

脑子里全是郭董的话，像一盘散乱的拼图，怎么都拼不出完整画面。

明霞是郭玉生的外孙女。

这个认知反复撞击着我的神经。

二十六年前我认识她时，她只是个普通中专毕业生。

穿着洗得发白的裙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要靠自己努力在这座城市立足。

我们恋爱时，她很少提家里，只说父母早逝，和外婆相依为命。

我以为那是伤痛，不忍多问。

结婚那天，她外婆来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话很少。

但看明霞的眼神，满是慈爱和不舍。

婚礼很简单，老太太塞给明霞一个红包，里面是皱巴巴的几千块钱。

还有那枚银质胸针。

“戴着，别弄丢了。”老太太当时说。

明霞用力点头，眼圈红了。

现在想来，那枚胸针，那句叮嘱，都别有深意。

我拦了辆出租车，报出家里地址。

车窗外的城市流光溢彩，我却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手机响了，是明霞。

“建民，还没下班吗？”她声音里有关切。

“在路上了。”我说。

“饭菜在锅里热着，儿子来电话说这周不回来了。”

“好。”

挂断电话，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忽然对司机说：“师傅，改个地址。”

我说出老城区的那个巷子名。

二十多年前，我去过那里一次，接明霞的外婆来参加婚礼。

巷子很窄，车开不进去。

我在巷口下车，凭着模糊的记忆往里走。

老城区还没拆迁，青石板路凹凸不平，两旁是低矮的平房。

有些窗户亮着灯，昏黄的，像旧时光里漏出来的碎片。

我找到了那扇门。

木门斑驳，门环生了锈，但门缝里透出灯光。

我抬手想敲门，却停在半空。

见了面，问什么？

问“您是不是郭玉生的岳母”？

问“明霞是不是继承了什么东西”？

太荒唐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隔壁传来开门声。

一个老大爷探头出来：“找唐婆婆？”

我连忙点头。

“她睡啦，”大爷说，“老人家睡得早，有事明天再来吧。”

“她身体还好吗？”我问。

“硬朗着呢，”大爷笑了，“就是不爱出门，整天在家里待着。”

我道了谢，转身离开。

走到巷口时，回头看了一眼。

那扇门安静地关着，像一个封存已久的秘密。

回到家已经十点半。

明霞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没看。

她在织毛衣，是我们儿子的。

“回来了？”她抬头，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脸色怎么这么差？”

“累了。”我脱下外套，挂上衣架。

厨房锅里温着饭菜，三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我端着碗坐到餐桌前，却没什么胃口。

明霞走过来，坐在我对面。

“郭董找你什么事？”她问得很自然。

“关于我辞职的事。”我说。

“他挽留你了？”

“嗯。”

明霞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那你怎么想？”

我没回答，反问：“明霞，你认识郭董吗？”

问题问出口的瞬间，我紧紧盯着她的脸。

她的表情有细微的变化——睫毛颤了一下，手指蜷了蜷。

虽然很快恢复平静，但我看见了。

“董事长吗？”她笑了笑，“公司年会上见过，没说过话。”

她说谎。

那种平静语气下的掩饰，我太熟悉了。

就像她每年清明节都要独自去扫墓，却说只是去看老朋友。

就像她接到某些电话时，会躲到阳台去接。

就像她每次抚摸那枚胸针时，眼里的复杂情绪。

“明霞，”我放下筷子，“我们结婚二十六年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

“这二十六年，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我问。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时钟滴答的声音。

明霞的手指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她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建民，”她终于开口，声音发颤，“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那就慢慢说。”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在微微发抖。

“从我进公司那天起，”她看着我们交握的手，“外婆就告诉我，安安稳稳在前台工作，哪儿也别去。”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是为你好。”

“后来我申请调岗，每次都被驳回，我去问胡总，他总说岗位已满。”

“但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不能调，是不想调。”

明霞抬起头，眼圈红了。

“这些年，我看着同事升职、加薪、调去好部门。”

“我不眼红，真的，因为外婆说，现在的位置最安全。”

“安全？”我不解，“一个前台岗位，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明霞的眼泪掉下来，砸在我手背上。

滚烫的。

“因为有人不想让我离开前台，”她声音哽咽，“他们想让我一直在那儿，被所有人看见，又让所有人忽视。”

“为什么？”我追问。

明霞摇头，眼泪止不住：“外婆没说，只说如果有一天，郭董亲自问起我，才能说实话。”

“今天郭董找我了，”我说，“他问我，你到底什么来头。”

明霞浑身一震。

“他都跟你说了？”她问。

“说你是郭秀云的女儿，郭玉生的外孙女。”

明霞闭上眼睛，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她哭了很久，压抑的、克制的哭泣，肩膀微微耸动。

我搂住她，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

二十六年，这个秘密她一个人背了二十六年。

“外婆手里，”她终于止住哭泣，哑着嗓子说，“有外公留下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份股权文件，”明霞吸了吸鼻子，“还有一封信。”

“外公去世前，把集团15%的股份转到了外婆名下。”

“但他有个条件——这些股份，必须在我满五十岁，并且进入集团管理层后，才能生效。”

15%的股份。

按集团现在的市值，那是天文数字。

“为什么是你？”我问，“为什么是五十岁？为什么必须进入管理层？”

“外公在信里说，”明霞的声音很轻，“他一生创办企业，晚年却看到内部滋生腐败。”

“他把大部分股份留给郭董，但留了这15%，作为制衡。”

“他希望外孙女在基层了解企业后，在适当时机，助企业回归初心。”

“五十岁，是他认为足够成熟、足够坚韧的年龄。”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明霞要一直留在前台。

明白为什么胡宏毅要卡着她的调岗。

明白郭董那番话背后的深意。

“胡宏毅知道吗？”我问。

明霞摇头：“我不知道，但外婆说，外公去世后，有人一直在打听那些股份的下落。”

“外婆带着我隐姓埋名，就是怕被找到。”

“直到我工作，她让我进集团，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在前台，所有人都看得见我，反而没人会深究我是谁。”

好精妙的算计。

好沉重的守护。

“所以你说再等半年，”我看着明霞，“是因为你快五十岁了？”

明霞点头，泪眼里有光：“明年三月，我就四十九了。”

“外婆说，到时候，她会把一切交给郭董和我。”

“但现在，”她抓紧我的手，“胡宏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

“郭董说他在查你。”我说。

“所以你的辞职，”明霞苦笑，“可能打草惊蛇了。”

我们沉默地对坐着，客厅的灯光温暖，却照不进心里那片冰凉。

二十六年平凡生活的假象，在这一刻彻底碎裂。

露出底下汹涌的暗流，和暗流里蛰伏的巨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