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通胀与大通胀：张五常走出困境的方案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解的背离，这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不达预期。

政策年年刺激消费，从宏观结果看，似乎刺激了个寂寞。从 2020 年到 2023 年，连续 4 年的计划目标都是 3%。我们在日常语境中常把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直接称作通胀率，也就是说，政策的目标是一个弱通胀。这是一个方向性的目标，实现了目标，就走出了通缩的困局。日本为了实现这么一个弱通胀的目标，差不多用了三十年。

中国又是什么情况？

2021 年 CPI 同比增长 0.9%，不达预期；2022 年疫情期间，中国制造展现出强劲韧性，CPI 同比增长 2.0%，这是五年里表现最好的一年；此后 2023 年、2024 年 CPI 同比增长仅为 0.2%，走势偏弱。2025 年则直接下调了 CPI 的计划目标至 2%，消费补贴规模较 2024 年翻倍，但最终 CPI 同比涨幅仅为 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又想到了张五常。

张五常并不是中国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他是香港学者，始终是独立经济学家，但他的建议总是会引起争议，比如对腐败阶段性的看法、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等。近期他再度登上热搜，正是源于关于通胀的话题。

他在 2023 年提出把通胀率拉到 6% 的方案：“在不约束楼价之外，中国的央行要尽快把通胀的年率推到百分之六左右，然后调校到百分之四，再跟着是让这百分之四的通胀率持续到经济的整体有全面性的可观发展。”

为什么要干预性地拉高通胀率？

这源于对通缩的恐惧。在弗里德曼的理论框架中，通胀率 2%-5% 对经济有利，而低于 2% 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这么说吧，通胀率长期低于 2%，往往是经济增长失速的伴随现象。如果身处全球竞争的核心位置，拉高通胀率就是不二选择。

问题是，费了这么大力气，2024 年甚至下了行政指令，提高水、电、煤、气、高铁这些基础性行业的价格，可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是拉不起来。

原因是什么？

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成本挤占了企业部门的利润和居民部门的收入，特别是影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升级，导致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失去了良好预期。

宏观层面的政策文件，其实指向了三个改变方向：将行政性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降到 15% 以下（这方面缺少权威数据，一说行政性开支占比 28%，一说 40%，当然，也有更离谱的说法）；将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43%，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60%-65%；将社会保障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从 3% 左右，提升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5% 左右。

有这一降两升，通缩将立即结束，不需要去刻意追求张五常提出的 6% 通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