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市委书记在招待所迎接农民亲家：你养了个好儿子

1977年春天的上海，黄浦江边仍有些阴冷，风一吹，人忍不住把衣领往上拢一拢。那天上午，市里刚刚结束一场重要外事活动，警卫战士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穿着中山装的干部，站在招待所门口，一动不动地望着大门方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站在门口的，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苏振华。

对门口的战士来说，这位领导身份再清楚不过。刚刚，他才以最高规格送走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照理说，这种场合之后，领导都会立即回去处理工作，可苏振华并没有。他只是看了看手表，又抬头望了望大门，像在等谁，又像在回忆什么。

有战士小声嘀咕：“怕是又要来个大人物吧？”

几分钟后，一辆普通小汽车慢慢停在门口，既没有车队，也没警笛。车门打开，一个穿着中山装打着补丁、脚上布鞋打了好几道褶的老农民，小心地探出腿，一只手还扶着车门，动作很慢。

就在这时，沉稳站在门口的苏振华，突然加快脚步，快走几步迎上去，一边伸出手，一边笑着喊了一句：“老亲家，路上不累吧？”

这一幕，说起来简单，却把旁观者都看愣了。

有警卫后来回忆，那天的场面印象特别深：刚刚送走外国元首，又在同一个门口，迎接一位从乡下来的农民亲家。身份差别很大，态度却同样郑重。对熟悉苏振华经历的人来说，这种举动并不意外，因为在他心里，“亲家”两个字里，不只有女儿的婚姻，更有自己一路走来的苦与难。

有意思的是，这场看似普通的“接亲家”，背后却牵出他早年的两段婚姻、九个儿女，以及一个穷苦农家子弟走到共和国将领位置后，对家庭、对子女选择的真实态度。

一、从“年轻老革命”到七个孩子的父亲

时间往前推四十年，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开学。那时的陕北，黄土高坡风沙大，条件艰苦，学员的精神气却很足。年轻的红军干部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又被派到抗大担任各级干部。

苏振华，就是在这一年，担任了抗大第二大队的大队长。

在这些女学员里，有一个叫孟玮的，很快就引起了注意。她出身不错，样貌清秀，说话利落，性格外向，对革命事业也很投入。她打心眼里佩服那些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对苏振华这样“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人”，更是带着一种由衷的尊敬。

罗瑞卿当时担任抗大教育长，平时观察学员和干部的互动很仔细。他看得出，两个人彼此有好感。一个是久经战火的红军干部，一个是充满理想的女学员，在延安那种特殊环境里，感情往往发展得很自然。罗瑞卿没有多讲冠冕堂皇的道理，只是私下找两人分别谈了谈，又在合适的时机撮合了一下。

不久，抗大战地婚礼很简单地办了起来。没有豪华礼服，没有隆重仪式，战友围成一圈，打一通掌，算是祝福。对当时的人来说，能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个家，已经是奢侈的幸福。

婚后，孟玮接连生下7个孩子，可惜大的是早夭，留下6个。战争年代，孩子出生、转移、寄养，本身就是重新安排生命的过程。夫妻聚少离多，常常是“上一仗还在一起，下一仗就分赴几百里之外”。这样的生活，既艰难，又把彼此的牵挂拉得很紧。

等到抗战胜利，再到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战火慢慢远去，日子看起来安稳了，问题却开始一个个浮上水面。

有人说，战时靠牵挂支撑，和平时才是真正考验一段婚姻。苏振华和孟玮之间，就走到了这个坎上。

二、“老苏，我要和你离婚”

进入和平年代后，苏振华的工作越来越重，奔波依旧，只不过从前线换成了机关、部队领导岗位。家里的孩子多，事务杂，家务基本压在孟玮身上。两人都忙，交流越来越少，生活节奏也不在一个频道上。

矛盾，慢慢埋下。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两人争吵渐多。有一次，矛盾爆发得特别厉害。争到最后，孟玮丢下一句：“老苏，我要和你离婚。”这话在当时的语境里很重，很多家庭即使矛盾严重，也很少轻易提离婚二字。

苏振华起初并没有当真，以为只是气话。可是，过了几天，他发现孟玮不但不收回，还开始认真写起报告，提出具体理由。直到那时，孟玮才把心里的故事讲出来。

原来，她当年奔赴延安途中，曾结识一位同行的革命同志，两人一路生死与共，慢慢产生了感情。战火纷飞，部队调动频繁，两人后来失散，再也没消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某次去医院看病，她意外地在走廊里碰见了这位“故人”。

那人告诉她，一直没成家，也一直惦记着当年那段情谊。久别重逢，加上各自心境的变化，让孟玮很难平静。她觉得对现在的生活越来越陌生，心里摇摆，便开始产生离婚念头。

在家庭和责任面前，苏振华的态度很明确。他清楚，自己和孟玮已经有6个孩子了。孩子们需要完整的家，需要父母同时在身边。他想力挽狂澜，多次劝说，希望给对方时间，也给孩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但孟玮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她拿着离婚报告，希望他签字。到了1957年，她干脆搬到了机关宿舍，彻底从原来的家里搬出去，实际已经做出选择。

这时，家庭的天平被打翻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孩子们等于失去了母亲的常伴。家，反而变成了苏振华的“第二个战场”。工作任务一点不轻，孩子却一个个在长大，总要吃饭上学、生病有照应。他只能尽量挤时间，白天抓工作，晚上照顾孩子，有时出差，心里挂着的也往往不是自己，而是家里年纪尚小的几个。

大女儿苏承业那年13岁，已能懂事。她看在眼里，慢慢接手了一部分母亲曾经做的活。带弟弟妹妹，辅导功课，照看日常，很多事落在她肩上。等到她长大以后，回想这段岁月，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忙得脚不沾地，却还竭力让孩子们感到“家没散”。

孩子们后来谈起父母离婚这件事，说了一句话：“责任不在父亲。”这话也许带着子女立场的情感倾向，但至少可以看出，在那场家庭风波中，苏振华给孩子留下的，是一个尽力担当的父亲形象。

比较讽刺的是，孟玮离婚后，并没有和所谓的“故人”走到一起，而是选择独居生活。有些人私下议论，说那位“故人”是个躲事的人；也有人从精神状态角度分析，认为孟玮可能存在某种心理方面的问题。究竟是哪一类，更确切的判断应当交给专业研究者，简单下结论并不合适。

有一点倒很清楚：这段婚姻走到尽头，对这一家九口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刻的。

三、女儿的选择与“农民女婿”

等到孩子们渐渐长大，曾经的破碎感悄悄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各自人生道路的展开。不得不说，这个家庭的子女，整体表现都不错。

长女苏承业成绩出色，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录取。那是很多青年梦寐以求的校园，老师好，环境好，前景也很宽阔。她刚入校不久，赶上部队在张家口筹建一所军事外语学校。因为部队急需培养外语人才，军方直接找北大，希望挑选一批学生支援军校建设。

名单上，有苏承业。

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从北大到一所刚起步、条件艰苦的军校，多少有些“从高到低”的落差。有同学觉得不适应，到了军校就琢磨着怎样调回原校。教学设施简陋，生活条件也不如北京，一时之间牢骚不少。

苏承业却认真留下来了。既然组织派来了，就踏实干。再加上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对军队有亲切感，她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并不排斥。

岁月顺着各自的轨迹往前推。到了特殊年代，因为父亲的遭遇，苏承业所在的单位和家庭环境也发生变化。父亲一度“看不到人影”，弟弟妹妹们被安排到各地，她在部队的工作也受到影响，身边一度显得十分冷清。

就在这种气氛下，军校干部科有一位年轻干事——杨汉荣，慢慢走近了她。

年轻人之间的情感，很少用大词，更多是一些细节。有人患病时的一碗热水，一封替人辩解的说明，一句“有事可以找我”，在那样的年代里，都带着不小的分量。苏承业后来回想，当时心里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一点实在的温暖。

两人来往多了，感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杨汉荣出身农民，家境普通，家里没有多少“背景”。按照旧社会的眼光，和一位高级将领的女儿相比，确实差得远。但在军营里，出身并不是决定尊严的唯一标签，做事认真、为人厚道，更有人愿意接近。

等到1972年春天，形势出现了关键转折。

这一年3月，苏振华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同年3月7日，时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专门找到苏振华，传达了这一重要批示。不久之后，苏振华的名字重新见诸报刊。

紧接着，1972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海军党委第三书记。一个曾经被压下去的老将重新回到岗位，重新担负起重要职责。

随着时间推移，苏家的处境和社会评价也开始有了变化。杨汉荣心里有数，这个时候，自己这门亲事在外人眼里，多少带着一点“门不当户不对”的意味。他没有立刻去打招呼，而是对苏承业说：“你自己考虑，如果觉得不合适，也可以不为难。”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承业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两人的相识、相处、相恋过程一一写清楚，也把对未来的设想坦率讲出，希望得到父亲的意见和支持。

信送出去不久，便收到了回信。苏振华的态度，出乎不少人的预想。

他没有问“条件”，没有盘问出身，只说了一件事——自己也是雇农的儿子。

他在回信中表示，女儿找对象，不看“高低贵贱”。在共产党人眼里，只要是踏踏实实的劳动人民，只要品行端正、对前途有信心，谈不上什么“高攀”。他还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告诉女儿，让她知道，所谓“将军”、“书记”，不过是历史阶段里的一种分工，根子还是穷苦出身。

四、从“要被溺死的老七”到接亲家的市委书记

要理解苏振华为什么不会嫌弃一个农民出身的女婿，就得往回翻到他童年那一页。

他出生在广东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家里人口多，土地少，连年灾荒，一到春荒时节，家里就断粮。那会儿，添一个孩子，就相当于多一张饭碗。有些地方，甚至会在孩子刚出生不久，就做出一些极端选择。

苏振华排行老七，在当地，一般都叫“老七”。家里人当年曾经动过极其残酷的念头——把这个新生儿处理掉，好减轻家中负担。这种做法听上去冷酷，但在极端困苦的旧社会并非个案。

就在一家人犹豫不决的时候，奶奶站出来劝了一句大白话：“再苦，我少吃一口，也要让这个孩子活下来。”这句话改变了一个婴儿的命运。

后来，家里确实没什么东西可吃，奶奶就用米汤、红薯、稀粥，一点点喂养。日子很难，孩子总算没被饿死。这个被认为“多余的一口人”的小男孩，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跟着队伍闹革命、打仗，一路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又走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军领导岗位。

等他年纪大了，回头再看这一段，会常常提起奶奶当年的那句话。他清楚自己命是怎么来的，也清楚“穷苦人”的滋味。所以，他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天然没有隔阂，更不会因为自己职位高，就去嫌弃所谓“农村亲家”。

正因如此，当大女儿决定要嫁给出身农家的杨汉荣时，他心里想的，是两家“门当户对”。

在他看来，一个是雇农的儿子，一个是农民家的孩子，这样的组合并不“低”，反而很顺眼。他把自己的身世写给女儿，既是回忆，也是表态——不要被外面的“官阶”、“地位”迷了眼，还是要看人本身。

那几年，他的工作重心已经到了上海。1976年10月，上海市委改组，中央决定由苏振华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为第二书记，彭冲为第三书记。人们称这三位为上海的“三大书记”。在他们的主持下，上海很快摆脱了此前的混乱局面，工厂、码头、科研单位，一点点恢复秩序。

身为市委第一书记，日常工作极为繁忙，大型会议、调研、接待不断。对很多领导而言，女儿婚事只要批个话，让家人操办一下就算尽到了责任。苏振华却另外选了一种方式。

大女儿的婚礼，没有安排在大城市的宾馆，而是在农村老家办。办得不隆重，却很真切。因为自己脱不开身，他便挑了个相对宽裕的日子，单独把农民亲家请到上海招待所小聚一番。

那天，他在接待完铁托之后，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站在门口等着那辆普通小汽车。警卫并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只以为要来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直到看到那位有些拘谨的老农民一步一步下车，才意识到这次迎接的“贵客”，身份有些特别。

“老亲家，欢迎你呀，路上好走吗？”苏振华主动伸手，亲热地拉上对方。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幕既新鲜又耐人寻味。

落座之后，谈话也很朴实。苏振华开口第一句，就是：“亲家，你养了个好儿子。”这话不是客套，而是对女婿品行的肯定。

亲家老汉有点拘谨，连连摆手，说：“孩子不懂事，配不上你家的承业，是我们高攀了。”这种自谦的说法，在农民长辈嘴里太常见了。但在苏振华耳朵里，却有别样味道。他立刻摆手，说：“可别这么讲，我们是一家人，两边本就是一样的。”

这几句话，既是安慰亲家，也是给身边人听的态度：在家庭这件事上，不讲“级别”，只讲人品。

从年轻时的战地婚礼，到中年时期的婚姻破裂，再到老年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经历三段情感、九个子女之后，苏振华在处理子女婚事时，越来越少用“标准答案”，也不喜欢那套世俗的“门当户对”。

对他来说，只要孩子觉得踏实，能过日子，不出格，不作假，就是好婚姻。至于说对方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子弟，他并不在意。

有意思的是，后来子女们在回忆父亲时，用的一个词很简单——“好父亲”。没有太多煽情，但里面包含的东西不少。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他没有借自己身份给子女设限，也没有借自己遭遇去左右他们的选择。

试想一下，一位走过长征、打过大仗、历经起落，又在重要岗位上承担重任的老将，站在招待所门口，先后迎送外国元首和农民亲家，态度一样认真，这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从生活底层一路走来的朴素立场。

从被家里差点溺死的“老七”，到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农家出身，也没有忘记当年奶奶省下一口饭救下自己的那份恩情。在关乎下一代婚姻的大事上，他坚持的不过是几句实话：出身不划高低，职业不分贵贱，能吃苦、肯做事的人，站在谁身边都不算低。

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态度不张扬、不口号，却在许多细节中留下痕迹。对家人，对亲家，对子女的另一半，他一向直来直去——愿意就成，不嫌出身，不倚地位，只求彼此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