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证到手那天，我爸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妈当场就后悔了

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民政局门口的老槐树开始落叶。黄叶子“咔嚓咔嚓”砸在地上，声音细碎却刺耳，搅得人心烦意乱。我妈赵淑芬涂了支压箱底的名牌口红，膏体发干卡在唇纹里，强撑着体面，把暗红色离婚证仔细揣进手提包夹层，拉链拉满还用力拍了拍。

“林建国，这辈子我伺候够了。下辈子，咱俩别再见面。”她声音不大，被秋风卷得发飘，每个字却硬得像钉子。对面的我爸林建国，七十二岁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蓝工装，领口磨破露着黄棉絮，手里攥着掉漆的军绿色水壶，指关节粗得像树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油泥。

他低着头盯着磨偏后跟的旧皮鞋，喉结滚了滚，没说一个字。我站在两米外，像个尴尬的看客。作为儿子，我不该盼父母离婚，可看着我妈被我爸的“极致抠门”和冷暴力折磨得日渐憔悴，又觉得离了也好，她能过几年舒心日子。

出租车快到了，我妈转身下台阶时，我爸下意识伸手想扶，手在半空僵住，又讪讪缩回去，在裤腿上用力蹭了蹭。那卑微的动作让我心头一酸，可转眼就想起半个月前，他抢走我给我妈体检的钱，吼着“医院就是骗钱”的狰狞模样，那点酸涩又被压了下去。

这婚能离成，导火索是一个两千块的云南老年团。我妈退休前是音乐老师，一辈子爱美爱浪漫，盼了几十年想去云南。她拿着传单兴冲冲回家，我刚要开口说钱我出，我爸就拍了桌子：“两千块不是钱？你都七十了，瞎折腾什么！”

争执间，他抄起我妈跳广场舞的音响狠狠砸在地上，塑料外壳碎裂，电池滚到茶几底下。“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乱花钱！”他吼完按着右腹弯腰喘气，像只被踩住的大虾。我妈哭了一宿，从那天起，她不再和我爸说话，眼神里的光彻底熄灭。

我爸的抠，在邻里间是出了名的。一辈子穿厂里的工装，家里永远只开一盏灯，洗脸水冲厕所，淘米水浇花，牙膏皮剪开刮净才肯扔。半年来他变本加厉，吃饭只剩咸菜剩饭，咳得脸红脖子粗也不肯去医院，说“喝点热水就好”。我翻到过他的记账本，密密麻麻记着每笔开支，精确到分，字用力得要划破纸。

离婚前一夜，家里死寂得可怕。我妈在卧室收拾行李，我爸坐在磨破皮的旧沙发上，屋里没开灯，只有路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扭曲。空气里混着廉价烟草和奇怪的刺鼻味，像消毒水又像膏药味。我忍不住质问他：“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不能顺着她？”

他吸着烟，烟头在黑暗里忽明忽灭：“顺着她败光家底？等到那天没钱抓瞎？”我瞥见烟灰缸里堆着二十多根烟蒂，还有几片药物铝箔纸，只当是他常吃的降压药，没往心里去。临走时，我爸还逼着我妈留下电暖宝，说“费电”，气得我妈把电暖宝摔在沙发上，骂他“抱着东西进棺材”。

思绪拉回当下，出租车按响了喇叭。我拎起我妈的行李箱，她最后看了一眼我爸，咬牙转身。就在这时，我爸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手冰凉僵硬，满是冷汗。他笨拙地掏出一个系着旧鞋带的黑布袋，塞到我手里，声音发颤：“拿着，别让你妈看见！”

布袋沉甸甸的，那股刺鼻味更浓了。我以为是他攒的废铜烂铁，不耐烦地想推开，却被他低吼着按住。趁我妈没回头，我解开布袋，一本红色存折掉了出来——余额赫然是四十万。每笔存入都是几百、几十，最后一笔是一千八，是他卖掉二手电动车的钱。

存折下压着张《放弃治疗承诺书》，患者姓名林建国，诊断结果：胰腺癌晚期伴肝转移，签字日期正是他砸音响那天。旁边的纸条字迹潦草：“这钱是你妈的养老钱，密码是她生日；云南海拔高，提醒她吃降压药；铁皮水壶是她送我的第一样东西，我带走。”

我脑子“嗡”的一声，猛地抬头看我爸。秋日阳光照在他脸上，才发现他脸色黄得吓人，是黄疸极致的颜色，眼窝深陷，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怪不得他不吃油腻、晚上不开灯、脾气暴躁，原来他是在忍着剧痛，把我们往远处推。

“爸！你怎么不告诉我们！”我“扑通”跪下，哭声引来了路人。我妈听到动静，猛地回头，高跟鞋跑掉一只也不顾，疯了似的冲回来：“大军！把东西给我！”她抢过布袋，看到诊断书的瞬间，脸色煞白，手剧烈颤抖。

“林建国！你个老混蛋！”我妈哭喊着捶打他，随即又紧紧抱住这个瘦得只剩骨头的老头，“我不去云南了！我要你活着！这钱花在你身上！”我爸僵硬的身体软了下来，笨拙地拍着她的背，浊泪顺着皱纹滑落：“我就是不想拖累你……”

我妈当场撕了离婚证，拉着我爸去了最好的肿瘤医院。医生说已是终末期，治疗意义不大，可我妈坚持要最好的止痛和护理。最后的三个月，我爸过上了最“奢侈”的日子，我妈给他买了新西装，炖了他舍不得吃的海参。

我爸走的那天很安详，手里还攥着那个铁皮水壶，临终前嘱咐我照顾好我妈，对我妈说：“下辈子不抠门了，带你去云南。”半年后，我陪我妈去了大理。洱海边，她穿着红裙子，抱着铁皮水壶，对着湖面轻声说：“老头子，这儿的水真清，可惜你嫌贵没来。”

风吹过水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他的回应。我终于明白，我爸算计了一辈子，算计着一分一厘，不过是想给我妈一个保障。那个黑布袋，是他藏了一辈子的深情，也是给她最后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