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三天傍晚，院里冷清得像坟场。
我蹲在井边洗那件发白的工装，水声哗哗，衬得四周更静。
远处传来二叔家电视的嘈杂声，夹杂着阵阵哄笑。
他们在看喜剧，我在听自己的心跳。
突然，院门被撞开。
“大侄子！哎呀你怎么在这儿洗衣服！”
三婶尖利的声音刺破黄昏。
她第一个冲进来，身后跟着二叔、四舅、五姑……
白天消失的那些面孔，此刻全挤在门口，脸上堆着同一种笑。
谄媚，急切，像饿了三天的狗看见肉。
“快放下快放下！这种活儿哪是你干的！”
三婶抢过我手里的衣服，动作太快，肥皂泡溅了她一身。
她毫不在意，用袖子擦擦脸，笑得更欢。
飞机降落时是凌晨四点。
我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出机场，深吸了一口家乡的空气。
混着尘土和柴油味的、熟悉的空气。
十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出租车在黑夜里行驶，窗外的景物从陌生到熟悉。
进城的路修宽了，路边多了不少新楼房，
但远处那片山还是老样子，在晨曦里露出黛青色的轮廓。
司机是个话痨。
“兄弟从哪儿回来？”
“日本。”
“哎呦！发财了吧？听说在日本打工，一年能挣好几十万！”
我笑了笑，没接话。
车在村口停下。
天刚蒙蒙亮，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
我付了钱，拖着行李箱往家走。
行李箱轮子在土路上咕噜咕噜响，像在宣告我的归来。
几个早起下地的村民看见我，愣了下，然后露出笑容。
“这不是老李家的大小子吗？回来了？”
“回来了。”
“在日本挣大钱了吧？”
“还行，混口饭吃。”
我加快脚步。不是不想寒暄，是怕说多错多。
家门口，母亲正在扫院子。
她老了，背驼得厉害，花白的头发在晨风里飘。
看见我，扫帚掉在地上。
“妈，我回来了。”
母亲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眼泪先流下来。
父亲从屋里出来，手里还端着粥碗。
他站在那里，看了我很久，才说：“进屋。”
堂屋里，弟弟妹妹都起来了。
弟弟长高了，快赶上我了。妹妹扎着马尾，怯生生地喊：“哥。”
“哎。”
我把行李箱靠墙放好。
那个最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十年攒下的全部家当。
450万日元，换成人民币大约28万。
还有给家人买的礼物：羊毛衫、手表、化妆品、零食。
但我没打开。
“先吃饭。”母亲擦擦眼泪，去厨房盛粥。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喝粥的声音。
“那边……怎么样？”父亲终于问。
“还行。”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就是累。”
我声音越说越低，“算下来，不仅没攒到钱，还……还亏了32万。”
母亲手里的碗差点掉地上。
“32万？！”
“嗯。”我点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我把带去的本钱都赔进去了。对不起，爸，妈，我……我没用。”
父亲沉默了很久。
粥凉了，表面的米油凝成一层膜。
“人回来就好。”父亲终于说，“钱没了再挣。”
母亲又开始抹眼泪：“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啊……”
弟弟妹妹低着头，不说话。
我心里像被刀绞。撒谎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对家人。但我必须这么做。
回村前，我在县城的宾馆住了三天。
不是为了休息，是为了“做准备”。
我去地摊买了最便宜的衣服。
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起球的毛衣，开胶的运动鞋。
把行李箱里的名牌衣服都塞进蛇皮袋，藏在床底下。
只留几件普通的换洗衣物，装在那个半旧的行李箱里。
还有那张存折，450万日元的存折。
我把它缝在贴身内衣的口袋里，用塑料布包了三层。
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有钱。
尤其是那些亲戚。
只有这样，我才能看清，谁是真亲人，谁是吸血鬼。
吃完饭，我打开行李箱，拿出给家人买的礼物。
都是些便宜货。
给父亲的是一顶毛线帽，给母亲的是一条围巾，给弟弟的是一支钢笔，给妹妹的是一盒糖果。
母亲摸着围巾，眼泪又下来了：
“花这钱干啥，你在外面不容易……”
“没事，妈，不贵。”
正说着，院门被推开了。
“听说大侄子回来了？”
三婶的大嗓门先传进来。
我深吸一口气。
戏，开场了。
三婶是第一个上门的。
她穿着件大红棉袄，脸上扑着厚厚的粉，一进门就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
“哎呦，瘦了！在日本吃苦了吧？”
“还行，婶。”
“挣大钱了吧？”她眼睛在我身上扫，像在估价。
我低下头：“没挣到钱，还亏了。”
“亏了？”三婶的音调拔高，“咋回事？”
我把在饭桌上说的话又重复一遍：
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弄坏机器，赔钱……
三婶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僵住。
“那……亏了多少？”
“32万。”
“我的天！”三婶松开我的手，后退半步，“32万？你把家底都赔光了？”
“嗯。”我搓着手，“带去的钱全没了，还欠了点债。”
三婶不说话了。
她盯着我看，眼神从热切变成审视，又从审视变成嫌弃。
“那你回来干啥？”她问，“不在日本接着干？”
“干不下去了，签证也快到期了。”
“哦……”
她摇摇头，叹口气：“你说你，出去十年，混成这样。你爸你妈白盼了。”
我低着头，不说话。
三婶又说了几句“年轻人要踏实”“别好高骛远”之类的话，
然后说家里还有事，走了。
母亲送她到门口，回来时眼睛红红的。
“你婶她……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妈。”
我继续收拾行李。心里一片平静。
这才第一个。
中午，二叔来了。
提着两斤苹果。最便宜的那种，表皮都皱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二叔坐下，掏出五块钱一包的红梅烟，递给我一支。
我接过，给他点上。
“在日本干啥工作？”
“工厂，做汽车零件。”
“一个月挣多少？”
“刚开始二十万日元，后来……后来工厂不行了，就少了。”
“二十万日元是多少人民币？”
“一万二左右。”
“那不少啊！”二叔眼睛一亮，“干十年，怎么也攒下百八十万了吧？”
我苦笑：“叔，我刚才跟三婶说了，我亏了，没攒下钱。”
二叔的笑容淡了。
“亏了？咋亏的？”
我又说了一遍。
二叔抽着烟，不说话。烟雾缭绕里，他的脸显得模糊。
“那你以后打算干啥？”他问。
“先在村里待着，找点活干。”
“村里有啥活？种地？你能吃那苦？”
“慢慢学。”
二叔摇头：“种地能挣几个钱？你欠的债咋还？”
我低下头。
二叔叹口气，站起来：“行吧，你先歇着。有啥困难……再说。”
他也走了。
苹果留在桌上，像某种讽刺。
下午，四舅、五姑、六姨……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亲戚。
每个人的开场白都差不多：
然后听到我“亏了32万”的消息，反应也都差不多：
笑容僵住。
眼神变冷。
敷衍几句“人回来就好”。
找借口离开。
只有一个例外。七叔公。
七叔公是我爷爷的堂弟，八十多了，耳朵背，腿脚也不利索。
他是拄着拐杖来的，没人搀扶，自己一步一步挪过来的。
“小斌回来了？”他眯着眼看我。
“七叔公，是我。”
“好，好。”他握住我的手，手像枯树皮，但很暖，
“回来就好。外面千好万好，不如家好。”
“您身体还好吗？”
“好，好。”他拍拍我的手，“你爸妈不容易，你回来了，多陪陪他们。”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张一百块钱。
“拿着，买点好吃的。”
我鼻子一酸。
“七叔公，我不能要……”
“拿着！”他硬塞进我手里，
“你小时候，七叔公还抱过你呢。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他坐了一会儿，问了我在日本的生活，吃的住的，累不累。没问挣没挣钱。
走的时候，我扶他出门。
他回头说：“小斌，日子长着呢，别急。”
我点头。
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慢慢走远，手里的两百块钱变得滚烫。
院里终于安静下来。
母亲开始收拾桌子。那些亲戚带来的“礼物”：
三婶空手来的，二叔的皱苹果，四舅的一包糖，五姑的几个橘子……
最值钱的是李强那箱牛奶，还有七叔公的两百块钱。
“妈，七叔公的钱，你明天还回去吧。”我说。
母亲摇头：“还了他也不会要。你七叔公就那样，心善。”
父亲一直没说话，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爸，对不起。”我走过去，“让你丢脸了。”
父亲看我一眼：“丢啥脸？我儿子平平安安回来了，这就是脸。”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父亲已经扛着锄头在院里等了。
“走，去地里。”
我穿上最旧的那双鞋，跟在他后面。
清晨的村子很静，只有狗叫和鸡鸣。
路上遇到几个早起的村民，看见我们，点点头，没多说话。
“那是老李和他儿子？”
“嗯，听说在日本亏了钱，回来了。”
“亏了多少？”
“三十多万呢！家底都赔光了！”
“哎呦，那可惜了……”
议论声很小，但我听见了。
父亲也听见了。他没回头，脚步也没停。
地头到了。我家的地在山坡上，不大，两亩多点，种着麦子。
“会锄地吗？”父亲问。
“不会。”
“我教你。”
父亲示范了一遍：怎么握锄头，怎么用力，怎么不伤着苗。
我学着他的样子，举起锄头，落下。
锄头砸进土里，震得虎口发麻。
“轻点。”父亲说，“不是砸地，是松土。”
我调整力度，一下，两下……汗水很快流下来。
在日本，我也流汗。
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二个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
但那是机器般的劳动，不需要思考。
而锄地，每一锄都要判断角度、力度、位置。
干了半小时，腰就开始酸。一小时，手磨出了水泡。
父亲不说话，就在我旁边锄。
他的动作很熟练，锄头起落，像呼吸一样自然。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地里的麦苗绿油油的，挂着露珠。
“爸。”
“嗯？”
“咱家这地，一年能挣多少？”
“风调雨顺的话，两亩麦子，能打一千多斤。
一斤麦子一块二，去掉种子化肥，能落下一千块钱。”
一千块。
我在日本一天就能挣到。
“那……够花吗？”
“省着点，够。”父亲停下锄头，擦擦汗，
“你妈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够吃。菜园子里有菜。就是人情往来，头疼。”
“啥人情往来？”
“红白喜事，生孩子，考大学……都得随礼。
去年你三婶家孙子满月，随了两百。
你二叔家盖房，赔了三百。你四舅儿子结婚，随了五百……”
父亲掰着手指算，“一年下来，光随礼就得两三千。”
“这么多？”
“这还算少的。”父亲叹气，“村里都这样，你随我，我随你，攀比着呢。”
我继续锄地。
水泡破了，粘在锄头把上，火辣辣地疼。
干到中午，回家吃饭。
母亲做了面条，炒了个鸡蛋。饭桌上，没人说话。
下午，父亲说歇歇。
我在屋里躺着，听见院门外有人说话。
是三婶的声音。
“他婶，你家小斌真回来了？”
“回来了。”母亲的声音。
“听说在日本亏了钱？”
“嗯。”
“亏了多少？”
“三十多万。”
“我的天！那得攒多少年啊！”三婶的声音拔高，
“你说这孩子，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好好的出去打工，咋还能亏钱？”
“孩子也不容易……”
“不容易也不能亏钱啊！”三婶打断母亲，
“我家强子，在县城开建材店，一年能挣十来万呢！
你家小斌倒好，出去十年，一分没挣，还倒贴！”
母亲没说话。
“要我说，赶紧给他找个媳妇，拴在家里种地算了！
别整天想着往外跑，心都跑野了！”
脚步声远去。
我躺在炕上，看着房梁。
房梁上有个蜘蛛网，一只蜘蛛在忙忙碌碌地织。
它知道自己在织什么吗？
知道织好了，可能一阵风就吹破吗？
但它还在织。
就像父亲，就像母亲，就像这村里所有的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织着一张叫“生活”的网。
这张网，有时候能网住温暖。
有时候，只能网住失望。
走到村口，遇到七叔公。他坐在石头上晒太阳，看见我，招招手。
“小斌，来坐。”
我坐过去。
“下午听见你三婶在街上说你。”七叔公说，
“别往心里去。她那人，就那样。”
“我知道，七叔公。”
“人在做，天在看。”七叔公拍拍我的手，“你是个好孩子，七叔公知道。”
“您怎么知道？”
“眼睛。”七叔公指着自己的眼睛，
“我活到这把年纪，别的本事没有，看人准。你眼里有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什么东西？”
“一股劲。”七叔公说，“不服输的劲。”
我笑了：“我都亏了三十多万了，还不服输？”
“亏钱跟服不服输是两码事。”七叔公站起来，拄着拐杖，
“我回去了。你记住七叔公的话：日子长着呢，别急。”
他慢慢走远。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坐在石头上，看着村子。
炊烟又升起来了，一家接一家。
那些烟囱下面，有多少真心，有多少假意？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明天，第三天，该来的都会来。
第三天，我起得更早。
天还没亮，我就扛着锄头下地了。
父亲没跟我一起，他说腰疼，歇一天。
地里只有我一个人。
锄头起落，泥土翻飞。
水泡昨天磨破了，今天结了痂，再磨，痂又破了，渗出血。疼，但我没停。
我需要这种疼。
疼能让我清醒，让我记住为什么会来，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太阳升到头顶时，我已经锄完半亩地。
汗水把衣服浸透，贴在身上。我坐在田埂上喝水，看着远处的村子。
安静。
太安静了。
昨天还有几个亲戚来“关心”，今天一个都没有。
连路过的人都没有。
他们像约好了一样，集体消失。
中午回家，母亲在做饭。看见我手上的血泡，眼圈红了。
“别去了，下午歇着。”
“没事，妈。”
饭桌上，弟弟欲言又止。
“哥。”
“嗯？”
“你……真亏了那么多钱？”
我看着他。十八岁的少年，眼里有疑惑，也有失望。
“嗯。”
“那我的学费……”弟弟低下头，“我考上大学了，二本。学费一年五千多。”
我心里一紧。
弟弟考上大学了？没人告诉我。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母亲接过话，“通知书来了，没敢跟你说，怕你着急。”
“为啥不跟我说？”我放下筷子。
“你在外面不容易……”母亲声音小了。
我看向父亲。父亲低头吃饭，不说话。
“学费我出。”我说。
“你哪来的钱？”弟弟抬头，“你不是亏了吗？”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弟弟追问，“去借？爸借了一圈，没借到。”
我沉默。
“算了哥。”弟弟扒拉饭，“我不上了，出去打工。”
“不行！”我提高声音，“必须上！”
“没钱怎么上？”
“我说了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去吗？去抢？”弟弟站起来，
“哥，你别骗我们了。你要是真有办法，就不会穿这身破衣服回来！就不会说亏了三十多万！”
他甩下筷子，跑出去了。
母亲哭了。
父亲放下碗，叹口气：“吃饭。”
那顿饭，吃得像嚼蜡。
下午，我没下地。在屋里躺着，看着房顶。
屋顶有片瓦裂了，漏下一缕光。光里有灰尘在跳舞，不知疲倦。
我听见院门外有人说话。
是邻居王大妈。
“他婶，听说了吗？老张家儿子从深圳回来了，开着小轿车，给家里盖了三层楼！”
“听说了，人家有出息。”
“你家小斌……”王大妈压低声音，“真亏了那么多？”
“嗯。”
“哎，可惜了。出去十年，还不如人家出去三年。”
“孩子平安回来就行。”
“话是这么说，可这日子咋过啊？”王大妈叹气，
“你家老二考上大学了吧？学费凑齐了吗？”
“还没……”
“要我说，让老二别上了，早点出去打工。你家这情况，供不起。”
“再看吧。”
“还看啥呀！实话跟你说，村里人都传开了，说小斌在日本肯定不是正经干活，说不定是犯了事跑回来的！”
“你胡说啥！”
“不是我胡说，是大家都这么说！要不然，好好的人，咋能亏那么多钱？”
脚步声远去。
母亲推门进来，眼睛又红又肿。
“妈，你别听他们瞎说。”我坐起来。
“妈没信。”母亲坐在炕沿，“妈就是……就是心里难受。”
“对不起。”
“傻孩子，跟妈说啥对不起。”母亲摸我的头，
“妈就是心疼你，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啊……”
我没说话。
晚上，弟弟回来了。眼睛也是红的。
“哥，我错了。”他说，“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没事。”
“学费的事，你别操心。我去县城打工，自己挣。”
“我说了，我出。”
“你哪来的钱？”弟弟看着我，
“哥，你跟我说实话，你真亏了那么多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十八岁的少年，眼里有倔强，有期待，也有恐惧。
我想说真话。
但不行。
戏还没演完。
“真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哥没用，对不起你。”
弟弟低下头，肩膀抖起来。
他哭了。
无声地哭。
我抱住他：“别哭，哥有办法。真的。”
“什么办法？”
“你别管。”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半夜，我爬起来，从贴身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张存折。
450万日元，换成人民币28万。
在日本，这是我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十年攒下的。
在村里，这是一笔巨款。
能盖三层楼，能买小轿车，能让弟弟上大学，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但我不能拿出来。
至少现在不能。
我要等。
等那些人，露出最真实的面目。
窗外有月光，冷冷地照进来。
照在存折上，照在我手上。
手上的血泡，在月光下像一个个眼睛。
盯着我。
质问我。
第三天下午，家里彻底没人来了。
连路过的人都绕着走。
我在院里劈柴，斧头起落，木屑飞溅。
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在屋里修农具。
弟弟把自己关在房间，没出来。
整个家，安静得像一座孤岛。
劈完柴，我坐在井边洗衣服。
那件发白的工装，搓了一遍又一遍，肥皂泡堆成小山。
远处传来二叔家的电视声，他们在看喜剧，笑声一阵阵传来。
我在洗衣服。
水很凉，手冻得通红。
但我没停。
我需要做点什么，让脑子不去想那些事。
我就洗衣服，一直洗，洗到手麻木，洗到心里那片火烧得没那么旺。
然后，我听见了。
不是电视声。
是脚步声。
很多人的脚步声。
由远及近，朝着我家院子来。
我抬起头。
院门被推开。
三婶第一个冲进来，大红棉袄像一团火。
“大侄子！哎呀你怎么在这儿洗衣服！”
她声音尖利，刺破黄昏的寂静。
我僵在井边，手还保持着搓衣服的姿势。
水珠从指尖滴落，砸在地上。
肥皂泡碎了。
三婶身后，跟着二叔、四舅、五姑、六姨……
白天消失的那些面孔，此刻全挤在门口。
每个人脸上都堆着同一种笑。
谄媚，急切，像饿了三天的狗看见肉。
“快放下快放下！这种活儿哪是你干的！”
三婶抢过我手里的衣服，动作太快，肥皂泡溅了她一身。
她毫不在意，用袖子擦擦脸，笑得更欢。
二叔挤过来，递上一支烟。
软中华，昨天他还抽五块钱一包的红梅。
“抽这个，抽这个！日本回来辛苦了！”
四舅提着两瓶酒：“今晚去我家！你婶炖了鸡！”
五姑拽我胳膊：“先去我家！饺子包好了！”
我站着没动。
目光扫过他们的脸，扫过他们手里的礼物，扫过他们脸上的笑容。
然后，我看见了。
墙角那个还没来得及收起的行李箱，拉链开着一条缝。
昨天李强走后，我忘了拉严实。
此刻，缝里露出一点深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