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新中国定都北京后面临核心难题——中央行政中心选址，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梁陈方案”，主张“新旧分家”：在西郊（今公主坟至月坛一带）新建行政中心，完整保留旧城62平方公里的历史风貌，却因时代条件限制未被采纳，成为城市规划史上的一段遗憾。
“梁陈方案”的核心是“双城并立”：新城按功能分区规划，办公、居住、商业界限清晰，路网宽敞且无需拆迁；
若能落地，北京或将成为如罗马、京都般，兼具千年古都底蕴与现代效率的城市——市民可在老城逛四合院、感受明清氛围，到西郊体验摩天大楼与快节奏生活，交通也能因“双核分流”避免如今的拥堵。
方案被否的关键在于两大现实阻碍：一是经济压力，1950年国家刚经历战乱，百废待兴，新建西郊行政中心需从零铺设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耗资巨大；而改造旧城可利用现有建筑与配套，性价比更高。
二是政治与时代需求，当时急需以天安门为核心彰显政权威严，将行政中心设在旧城更能强化象征意义，且苏联专家也主张“利用旧城、发展工业”，认为新城建设“不经济”，这一意见更符合当时的发展思路。
方案夭折后，北京按“改造旧城”路径发展：城墙被拆建二环路，胡同大量消失，行政与商业功能不断向市中心聚集，逐渐形成“单中心”格局，带来如今的交通拥堵、老城风貌碎片化等问题。
尽管后来北京通过复建永定门、推进中轴线申遗（2024年成功）、建设通州副中心等，逐步回归“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思路，部分呼应了“梁陈方案”的理念，但梁思成当年“扒城楼像割肉、扒城砖像剥皮”的痛心，仍成为对城市规划“平衡历史与现代”的深刻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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