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1961年的禹城县法院

——蒋同作品《跋涉春天》（节选）

《跋涉春天》这篇文字是记述了我人生旅途中前四十五年的经历。时光偷走了我的青春，但往事却仍然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把它写出来，留给我的后人，让他们知道我前半生的生活、求学、工作以及社会背景。

我是茫茫人群中一个普通的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不过我把自已的故事记录下来而己。

我们国家在1978年底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1979年的春天来了，春风吹拂了祖国大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一个崭新的景象呈现在世界面前。我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我把这篇文字叫作《跋涉春天》。

下面是我顺笔写下的一首小诗：

在茫茫的森林中，

一片一片树叶普普通通。

它们张扬着自己的个性，

度过一轮又一轮的春夏秋冬。

它们舒展着美丽的身恣涅㭧重生。

这是春的涌动，

为了绿色的梦，

留下的是永远的生命。

2025年12月26日

现在把镜头切换到公元1961年秋，定格在禹城县法院，画面内容：概览与人物。

禹城城里有四条街，分别是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法院在西街路北，大门朝南，过去是城隍庙。禹城城隍庙不知什么时候拆除的，原有建筑只有两间配殿保留在后院。

一进大门，西墙有个门是接待室，隔壁是候审室，门开在院里朝北。进院迎面是影壁墙，上面挂着法院的牌子。影壁墙后面东西两侧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54年统一设计的县级法院审判庭，再往后，甬道东侧是是三间前出檐的三间办公室，甬道西侧四间平房是两位副院长的办公室兼宿舍。

法院的东邻是电影队，当时没有电影院，电影只能晚上在一块空场地放映。电影队再往东是县医院。法院西侧是招待所，再往西就是公安局，自从在招待所落脚禹城，禹城的法院、公安局、医院，汇聚了我这段人生故事。

那时的法院穷的很，只一部手摇电话由邮电总机转接。办公没有打字机，法律文书刻板油印出来。交通工具是四辆破旧的自行车，有的人外出办公骑扣押的赃物车，实在不行就骑自己的车子。食堂与公安局合伙，一天三顿饭到公安局的食堂吃。办公经费更是少的可怜，到了月底，会计那仅剩几块钱。干部工资平均四十元 ，家属大多都是当地农村的。天灾人祸，地里没有收成，为了不挨饿只好用工资到集市买高价粮食，每个月都要去会计那预支20、30元维持生计。

法院有十多个人，办公室有负责人、秘书、会计，还有接待室、刑庭、民庭、两个外设法庭等部门。辛寨法庭负责城南的民事案件，来凤法庭正在酝酿恢复。

法院干部每人配一支手枪，有的用二、三号驳壳枪，有的用二十响，大多数用撸子枪。一个星期后，领导安排法警小程带我到公安局治安股领枪，在一个大箱子里挑了半天才找出来一只能用的三号驳壳枪。回来后大家你一粒我一粒给凑了十几粒子弹，小程教我试枪、拆枪、擦枪、装枪。有了枪就像得了宝贝爱不释手，为此小程还带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配枪的纪念照——白衬衣、毛坎肩，腰前插着一支驳壳枪，一张严肃、矜持而又幼稚的面孔，这张照片“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后丢失了。

当年法院的干部除了我还有十个人，现在让每个人都亮亮相：

当时，法院没有正院长，只有两个副院长。

第一副院长，三十四、五岁，巴蜀汉子，个头不高，眼睛小而聚光，不苟言笑，待人和善。1958年由北京地质部下放禹城，不出房门，不办案子。媳妇比他小十多岁与他一起下来，两人整天呆在家里，可能是人生地不熟，也可能是下放的原因闹情绪，对外界很少接触，谁有事找他也是模棱两可地说说，很少有个明确的态度。

第二副院长，28岁，个子高，初中文化，1949年参加工作就干法院。此人言语不多，工于心计，虽说是二把手，由于第一副院长的状态，院里的大小事情都由他说了算。这个人个性强，很少有人能和他配合好工作。1978年他调离法院，在此之前与几任领导成员闹不团结，更有甚者，竟然与正职当面对骂，两家老婆也厮打在一起，这是后话。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我的心情可想而知。领导班子不团结弄的下面同事左右不是，当然这期间有些人有倾向性，这就造成你一帮我一伙，四分五裂，人心不齐。

办公室设秘书一人，与第二副院长是老同事，关系很好，与第一副院长就显得疏远。还有一个会计，就管那么几个小钱，没事干就抽空跑回家，帮着媳妇打理家里的自留地。

刑庭就一位助理审判员，潍坊人，自小在青岛长大，资本家出身，工作后考入山东政法学校，1958年分配到法院工作。此人也在三十岁左右，个性也很强，对农村干部看不顺眼，因为业务能力强，别人都不敢惹。我到法院后对我尚可，有些心里话向我吐露。

民庭助理审判员，30多岁，家在最穷的二十里堡公社，病病殃殃，是个老油条。民庭还有个由法警提起来的做书记员，竟然识不了几个字，连简单的笔录也记不下来。

辛寨法庭的庭长，五十多岁，抗日武工队员，除去每月领工资或来开会，平日很少见到他。他的助手是1960年山东政法学校毕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毛头小伙。

法警小程比我大两岁，这家伙愣头愣脑的，人挺实在，我这一生交往了两个法警朋友，他是头一位。小程高小文化，但写一笔好字，除去值班、押送犯人还兼文书，院里的法律文书都是他刻板印出来的。他还负责扫院子、拉水、送公函等等。因为都是同龄人，他又富有同情心，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很照顾，我们成为十分要好的兄弟。

小程没有事的时候就来我屋，我俩整天黏在一起。他有时晚上不回家，干脆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小程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乳名土腊，没有学名，上学时老师点名程土腊，同学们都哈哈大笑。

小程十三岁结婚，媳妇比他大七岁。结婚后经常在外面和小朋友玩耍，有次捉迷藏躲在麦秸垛睡着了，是媳妇找到了背回家的。小程晚上先是在娘屋里由娘哄睡了，然后再由媳妇抱回新房里，早上媳妇给穿衣服洗脸。小程告诉我，他会办那种事的时候十五岁，是媳妇教会他的，他一直喊媳妇姐姐。

我给小程说青岛的大海，崂山的道士，胶州湾的蛤蜊……。我讲我读书和恋爱的事情，他说我太酸、太傻。小程给我介绍法院的人际关系，谁是哪个领导的红人，谁和谁是一伙的，谁和谁是对立的，谁是中间派等等。小程对刑庭的负责人看不惯，认为这个人太强势了，工作上不配合他。小程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小蒋，你是大学生，从大城市来的，但你是刚工作，社会的事情很复杂，很多事情你不懂，不过没有关系，谁欺负你，有我呢！”

听了这话我很感动，我说：“人生难得一知己，高山流水常相依”。

小程说：“俺听不懂你这些穷酸调，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人不会走眼！”

这就是1961年禹城县人民法院的大致情况。

我在法院报上到，又在会计那里借了25元钱，准备乘火车回青岛老家看望父母。

那时的禹城火车站，是一个临时钉起来的栅栏门，连售票口也是在小街上临时搭建的棚子里。车站附近全是泥泞污物，每天都有上千的衣衫褴褛的灾民携妻带子，坐在地上等待政府调拨闷罐车把他们运到东北，那里有他们可以糊口的地方。家园没有了，一切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依稀模糊的希望。他们迈着那一双浮肿的腿脚，离别让泪水干枯的故土，艰难地走向不可知的远方——

作者简介

蒋同，青岛人，1939年12月生，1961年在禹城法院工作，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今山东警察学院），教授，现住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