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3年干掉1106个“毛派”，7311人落网！印内政部真能清零

两百卢比、一张床单、一块缠腰布，成为印度政府平定“毛派”武装分子的寥寥注脚，凸显了背后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与治理困境。

追根溯源，“毛派”的兴起不是单纯的武装pan乱，而是原住民与底层民众对压迫的反抗。印度独立前，尼扎姆统治时期的暴政、地主阶层的巧取豪夺、宗教矛盾的推波助澜，让底层民众陷入生存绝境，也是让“毛派”势力生根的沃土。

印度独立后，旧的压迫体系虽被推翻，却演变成腐败官员、高利贷者与利益集团的敛财工具，原住民的生存境遇并未根本改善。

工业与采矿项目的推进，更是让资源红利被少数人攫取，底层民众被进一步边缘化，这为“毛派”势力的存续提供了温床。

高图（Gouthu Latchanna）在村民公审大会上向村民们控诉道，警方曾在某个冬夜收买他，要求为其带路至“毛派”在库马里昆塔（Kummarikunta）附近的一处藏身地。高图表示，被捕的6名“毛派”成员被押解了一小段路便遭到警方的背后开枪射杀。后来，警方展示了收缴的物证，包括两支枪、一袋炸弹和一台无线电对讲机，另有10名“毛派”成员则趁夜色得以逃脱。杀戮事件后，一名“毛派”小队指挥官在日记中写道：“同志们都心惊胆战，我也满心惶恐。但为了鼓舞士气，我只能强装镇定。”

本周早些时候，印度人民院收到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报告，直指曾经强大的“毛派叛乱”已濒临覆灭：自2019年以来，已有1106名武装骨干被击毙、7311人遭逮捕、5571人投降。警方透露，在曾有数百名武装分子活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交界地带，现仅残余不足十名“毛派”成员。

印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曾公开声明，印度将于2026年3月彻底肃清国内“毛派”势力。值得一提的是，此类承诺已被屡次抛出，却都不了了之。

2026年是印度共产党于1951年撤出特伦甘纳叛乱75周年。1969年的“遭遇战”，标志着第二轮“毛派”运动的溃败。1976年，超百名“毛派”领导人被定罪后，《今日印度》（India Today）杂志曾宣称纳萨尔运动（Naxalite movement）已告终结，“‘毛派’头目非死即囚，追随者亦幻想破灭”。2004年，安得拉邦政府曾宣布铲除了“毛派”分子，西孟加拉邦则在十年后也平定了丛林地带起义（Jangalmahal uprising）。

在印度与“毛派”分子的漫长拉锯战中，始终存在一个难以填补的鸿沟——任凭尸横遍野，都难以弥合。

一、揭竿而起

20世纪60年代中期，纳萨尔派革命小队挺进了斯里加古兰山区（Srikakulam mountains），随身携带的武器不过是剪刀、梳子和新衣服。“毛派”骨干坚信，必须让贡德人（Gonds）和科亚人（Koyas）在全方位地融入主流社会，并严禁饮酒庆祝等当地习俗，敦促传统上衣着甚少的妇女穿戴整齐，强制留着长发的男子梳理为短发。政治学家辛哈（Shanta Sinha）曾记载，拒不服从者，往往会遭到一把大型园艺剪的“教育”。

其实不难理解，为何“毛派”小队（在当地被称为“桑加姆”

宗教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冲突。孙达拉亚写道：“尼扎姆与手下的毛拉（编者注：mullahs，伊斯兰教中对受过教育的宗教学者、宗教导师或清真寺领拜人的尊称）极力灌输穆斯林是统治阶级的观念。” 对此，印度教商业利益集团和雅利安激进分子随即煽动所谓的“印度教大众”以对抗“穆斯林压迫者”。

印度共产党使用传统的燧发猎枪和从警察手中夺取的现代化武器，随即掀起了一场针对尼扎姆政权、拉扎卡尔民兵（Razakar militia）及拥护该政权的地主阶层的游击战。共产党领导人拉维（Ravi Narayan Reddy）记载，拉扎卡尔武装对此展开了疯狂报复，不仅屠杀村民、焚毁房屋、处决嫌疑犯，甚至实施活埋等暴行。在一起惨案中，超50名青年被列队枪决。

1948年，边境紧张局势升级，拉扎卡尔民兵在纳纳吉（Nanaj）、卡雷塔克利（Khare Takli）及耶尔桑吉（Yelsangi）三地多次袭击印度陆军巡逻队。这一背景下，时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采取行动，迫使海德拉巴尼扎姆同意并入印度。据普拉萨德（SN Prasad）编纂的官方战史记载，在乔杜里少将（Major-General JN Chaudhuri）的指挥下，印陆军仅用5天时间便击溃了尼扎姆武装力量。为使海得拉巴合并合法化，尼扎姆被留任为即邦长，这一举措激怒了众多曾在其统治下遭受苦难的民众。

平定尼扎姆政权后，印政府迅速对印共产党桑加姆（the CPI’s Sanghams）发起战争。普拉萨德写道，印政府忧心忡忡，认为“当前局势充满爆炸性，令人联想到俄国革命前的局势”。

印军队将原住民村落的居民强行驱赶到集中营，以切断其与游击队的联系。拉维等亲历者证实，当时刑讯逼供、法外处决事件随处可见。1951年的一份军事情报报告曾记录，集中营内食物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历史学家苏尼尔（Sunil Purushotham）和乔纳森（Jonathan Kennedy）曾记载，营内疫病肆虐、饿殍遍野。时任国大党重要领袖斯瓦米（Swami Tirtha）警告称，原住民的不满情绪已如火山般一触即发。

尽管如此，印军的清剿行动还是重创了印度共产党的叛乱武装。拉维等领导人向党中央进言，指出大量支持者对新生的印度共和国满怀期待，渴望改革而非战争。1951年，印度共产党正式终止叛乱活动，进入选举政治。

二、黯然退场

对许多原住民而言，印度独立并未带来多少解脱。曾经的尼扎姆压迫体系，摇身一变成了腐败官员与高利贷者的敛财工具。至于原住民社群的地方代表，往往沦为林业承包商的附庸，原住民王公贵族在尼扎姆统治时期实现了大量资本积累，继续在立法议会中为原住民“发声”——但正如拉维所指出的，这些掌权者严重脱离原住民面临的现实困境。20世纪60年代，土地侵占事件、原住民罢工运动再次抬头。

左翼叛乱势力在西孟加拉邦也日益壮大。1967年，纳萨尔巴里村（Naxalbari）的茶农率先揭竿而起，掀起武装叛乱。叛乱领导人查鲁（Charu Majumdar）主张，应通过铲除所谓阶级敌人来巩固叛乱成果，却忽视了组织建设、军事训练与战术规划等关键问题。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人民将赤手空拳与残暴的敌人血战到底，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席卷印度。1975年底，人民必将谱写胜利解放的史诗。”

这场叛乱曾一度显现出胜利的曙光。1968年，库尼卡尔（Kunnikkal Narayanan）率领300名原住民袭击了喀拉拉邦北部的多处警局。在斯里加古兰地区，武装原住民将矛头直指地主与高利贷者，在埃古瓦巴莱鲁古德姆（Eguvaballerugudem）周边的丛林中，800名原住民甚至成功击退了前来搜捕“毛派”领导人的警察部队。

但与特伦甘纳叛乱如出一辙，这些叛乱武装缺乏与印政府抗衡的资源。辛哈记载道，截至1970年，2支中央预备警察部队、8支安得拉邦警察分队及6支地区武装后备部队的联合清剿，已将“毛派”武装的人数从数百人锐减至不足30人。前印度情报局官员阿米娅（Amiya Samanta）的研究称，在政府的剿杀攻势下，西孟加拉邦的叛乱活动同样以瓦解告终。

三、未完待续

吸取此次惨败的教训后，五个“毛派”派系在孔达帕利（Kondapalli Seetharamaiah）的牵头下合并，组建了人民战争集团（the People’s War Group，PWG）。该组织摒弃无差别杀戮的策略，转向群众动员策略。当时的地方政治环境，为重组后的“毛派”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前电影明星、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候选人拉马劳（NT Rama Rao）及其泰卢固之乡党积极拉拢“毛派”分子，称他们是“被统治阶级误解的真正爱国者”。作为回应，国大党后也在1989年选举中向“毛派”寻求支持。

1990年，安得拉邦的局势彻底失控。时任首席部长切纳（Chenna Reddy）默许了“毛派”分子在该邦自由活动。学者阿贾伊（Ajai Sahni）指出，这种巧妙的无为而治成功地破坏了叛乱，彻底将“毛派”内部的贪婪与腐败暴露给公众。2003年，人民战争集团已基本被瓦解，其领导层被迫撤退至巴斯塔（Bastar）林区，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偏远地带。

这已是“毛派”武装第四次免遭灭顶之灾。2004年，幸存下来的游击队派系整组并成立了新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该组织活跃于印度最偏远、交通条件匮乏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令印政府的清剿行动举步维艰。

为扭转颓势，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武装地方民兵组织“和平行动”（Salwa Judum）及勒令原住民迁移至公路沿线新建的村庄。然而这些举措不仅激化了族群矛盾、滋生了犯罪行为，反而增强了“毛派”的合法性。村庄迁移计划，更等同于将内陆腹地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毛派”。

尽管中央与各邦警方遭受了灾难性损失，但随着能够深入丛林作战的大规模反叛乱力量的组建开始扭转了这一局势，2010至2011年之后，平民与安全部队的伤亡人数开始呈缓慢下降趋势。

终将有安全部队撤离之时，但他们留下的这片土地或许与以往并无二致。政府不治、腐败与贫困问题，仍是原住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随着工业与采矿项目的推进，承包商、政客与官员赚得盆满钵满，原住民却几乎分不到一杯羹。人口学家潘库丽（Pankhuree Dube）的研究显示，自印度独立以来，巴斯塔地区的原住民便持续外流。

在印度原住民的核心聚居区，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深知，自己的生命在印政府看来如芥豆之微。毋庸置疑的是，印政府正处在第四次“毛派”分子清剿胜利的前夜——但黑夜之后，仍是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