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徒弟遭撤职后给毛主席写信求助，主席当即批示为他恢复职务，薪资更是翻了五倍

“润之先生：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之李英杰也……”
1950年8月的一个闷热夜晚，北京城里一丝风都没有，李苦禅借着酒劲，把刚写好的一页信纸撕得粉碎。
他觉得自己太窝囊了，都这步田地了，还跟当今的领袖客套什么？
这位齐白石最看重的弟子，此时正盯着家徒四壁的破屋子发狠，他重新铺开一张纸，这次不拽文词了，想啥写啥，满肚子的委屈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甚至带着点“骂娘”的架势。
信寄出去了，酒也醒了，李苦禅看着窗外的大太阳，后背冷汗直流，这可是给中南海写信啊，自己是不是闯了大祸？

01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的那个夏天。那时候的北京城，刚刚从战火里缓过劲来，到处都是新气象，可对于大画家李苦禅来说，这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

你敢信吗？堂堂国立艺专的教授，齐白石老先生亲自认证的传人，这时候竟然沦落到在中央美术学院门口看大门、卖戏票。

这事儿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刚解放那会儿，文艺界刮起了一股风，有人觉得中国画那是封建士大夫的玩物，尤其是李苦禅擅长的大写意，寥寥几笔，老百姓看不懂，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里的一些激进派掌了权，大笔一挥，李苦禅的课就被停了。

停课也就算了，还得吃饭吧？当时的工资制度是供给制和薪金制并行，李苦禅因为被边缘化，每个月只能领到12块钱。

12块钱在那个年头能干啥？勉强够一个人饿不死。可李苦禅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张着嘴等着吃饭呢。那段时间，李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李苦禅也是个七尺汉子，看着妻儿受罪，心里那个憋屈就别提了。

为了养家糊口，这位在画坛赫赫有名的大师，只能在大门口摆个摊，手里攥着一沓花花绿绿的戏票，跟过往的路人吆喝。认识他的人，眼神里带着同情，也有幸灾乐祸的；不认识他的人，只当是个落魄的旧文人，谁能想到这双手曾经画出过那是何等气魄的雄鹰？

这种日子熬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李苦禅的心态崩了。他想不通啊，自己这辈子没干过亏心事，抗战的时候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日本人干，怎么到了自己人的天下，反而活成了个笑话？

那天晚上，他又喝多了。说是喝酒，其实就是那是劣质的烧酒，辣嗓子，但能麻醉神经。看着家里的破败样，李苦禅那股子山东人的倔脾气上来了。

他想起了那个人，那个现在住在中南海里的人。三十年前，他们是一起啃凉窝头的穷学生；三十年后，一个是开国领袖，一个是看门大爷。这巨大的落差，让李苦禅心里那个委屈啊，就像决堤的洪水。

他抓起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问问，这个世道到底还讲不讲理？我李苦禅到底做错了什么，要受这份洋罪？

02

要说李苦禅这辈子，那绝对是一部硬核的奋斗史，他可不是那种只会躲在书斋里无病呻吟的软弱文人。

把时间轴拉回到1919年，那会儿他还不叫李苦禅，叫李英杰。一个从山东高唐走出来的穷小子，怀揣着画家梦，一头扎进了北京城。

那时候的北京，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穷人的地狱。李英杰到了北京，兜里比脸还干净，最惨的时候，只能跑到慈音寺去蹭和尚的舍粥喝。那一碗稀粥，就是他一天的口粮。

就在他走投无路，眼看着就要饿死街头的时候，听说北京大学有个“勤工俭学会”，能半工半读。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是救命的稻草啊。

他二话不说就报了名。也就是在这个班里，他遇到了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这个湖南人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名字叫毛泽东。

两个穷学生，虽然只同窗了短短几个月，但那种底层奋斗者的惺惺相惜，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时候谁也想不到，这两个坐在一条板凳上听课的年轻人，日后会一个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一个撑起了中国画的脊梁。

但两人的路很快就岔开了。毛泽东去搞革命，去点燃星星之火；李英杰则留在了北京，死磕画画。

为了学画，李英杰那是真拼命。没钱买画材，他就去捡别人扔剩下的炭条、粉笔头；没钱吃饭，他就去拉洋车。

你没听错，后来的国画大师，当年是在北京城里拉着洋车满街跑的“祥子”。

因为是后来乍到，好地方都被老车夫占了，他只能拉那种没人愿意去的偏僻路线，大晚上往海淀那边跑。那时候海淀可不是现在的繁华区，那是荒郊野岭，土匪路霸多如牛毛。

但这李英杰是个练家子，一身好武艺，腰里常年缠着一根七节鞭。碰到劫道的，他把车把一放，鞭子一亮，三下五除二就把歹徒打得满地找牙。时间久了，连土匪圈子里都传开了：那个拉车的山东大个子不好惹，那是硬茬子。

也就是这股子倔劲和硬气，被当时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看中了。

齐白石那是出了名的眼毒，收徒弟极其挑剔。但当李苦禅两手空空，只能凭着一腔热血站在他面前时，老人家被打动了。齐白石不要他的学费，反而还要资助他，甚至对外放话说，李苦禅将来要是成不了名，这天地间就没有鬼神了。

有了名师指点，李苦禅的画艺突飞猛进。但他并没有变成那种躲进象牙塔的艺术家。他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那种不安分的、爱国的热血。

03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北平的宁静。

日本人的坦克开进了城，北平沦陷了。这时候，很多文人选择了明哲保身，要么闭门不出，要么为了五斗米折腰，给日本人唱赞歌。

但李苦禅偏不。

日本人在北平搞了个“新民会”，想拉拢当地的名流给自己撑门面。他们看上了李苦禅的名气，觉得要是能把齐白石的高徒拉过来，那多有面子。

于是，两个汉奸带着重金上门了，笑嘻嘻地许诺高官厚禄，想让他出山当个一官半职。

这要是换个软骨头，估计早就跪下谢恩了。可李苦禅正眼都没瞧那一桌子袁大头，直接指着大门，告诉他们赶紧滚蛋，自己只会画画，不会当汉奸。

汉奸不死心，威胁说，现在的饭碗可是皇军给的，不识抬举可没好果子吃。

李苦禅冷笑一声，那是真的刚，第二天就辞去了所有的公立学校教职，宁可回家卖画度日，也不吃日本人的嗟来之食。

但这还只是个开始。李苦禅觉得自己光不合作还不够，还得干点实事。国家都要亡了，光画画有什么用？

他利用自己画家的身份做掩护，把那个位于柳树井2号的破家，变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那个时候，多少爱国学生、抗日志士，都是先躲在他那间破屋子里，吃了李苦禅省下来的口粮，换上李苦禅找来的衣服，然后通过他的安排，安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

其中有个叫袁祥峰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了，没地儿去。李苦禅二话不说就把人藏在家里，哪怕外面日本宪兵满大街抓人，他也没皱一下眉头。后来为了帮袁祥峰搞到出城的良民证，李苦禅更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硬是把人给送了出去。

最绝的是，他还在天津搞过一次画展。那时候办画展是为了赚钱，但李苦禅赚了钱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画展一结束，他拿着整整2000块大洋，那是巨款啊，眼皮都不眨一下，全部交给了地下党，让人带去买枪买药。而他自己呢，带着儿子在寒风里啃着冷窝头回了北平。

这种事干多了，终究是纸包不住火。日本人也不是傻子，早就盯上这个不安分的画家了。

1939年5月14日凌晨，一队日本宪兵踹开了李苦禅的家门。

04

这一段，是李苦禅人生中最黑暗，也是最光辉的时刻。

地点：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这地方进去了，基本上就别想竖着出来。
道具：皮鞭、老虎凳、灌凉水、竹签。

日本人抓李苦禅，不是为了请他画画，是为了撬开他的嘴，让他供出北平地下党的名单。

负责审讯的是个叫上村喜赖的日本少佐，一开始还想装斯文，想用“大东亚共荣”那套鬼话来洗脑。结果李苦禅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顿臭骂，把日本人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从文字起源骂到侵略暴行，骂得那叫一个痛快。

少佐气急败坏，脸上的假笑挂不住了，一挥手，大刑伺候。

现在的电视剧里演酷刑，大都是意思意思。但那时候是真的要把人往死里整。日本人把竹签子一根根扎进李苦禅的指甲缝里，那种钻心的疼，常人一下就昏过去了。

但李苦禅咬碎了牙，硬是一声求饶都没有。他心里清楚，只要自己松口，那就是无数同志的人头落地。

灌凉水，那是真的往死里灌。肚子涨得像个球，然后让人站在上面踩，凉水混着血水从嘴里鼻子里喷出来，那种窒息感，比死还难受。

即便这样，李苦禅的嘴依然像焊死了一样。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是个画画的，我只会画画，别的我不知道。他这就是在装傻，用那种山东农民式的“愚钝”来对抗精明的日本特务。

他在里面关了整整28天。这28天，他几乎把那辈子的苦都吃完了。牢房里阴暗潮湿，虱子跳蚤满地爬，身上的伤口化脓溃烂，散发着恶臭。

日本人实在没辙了，这人软硬不吃，打死了又怕引起社会舆论，毕竟是齐白石的弟子，名气太大。最后只能以“证据不足”把他放了。

出狱那天，李苦禅是被抬出来的。他的手肿得像馒头，身上没一块好肉，整个人瘦得脱了相。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在刺刀尖上滚过、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在胜利后的第五年，差点饿死在自己的家里。

05

这就是为什么1950年的那个晚上，李苦禅会那么愤怒，那么绝望。

他不是不能吃苦。当年拉洋车没喊过苦，坐老虎凳没喊过疼。他受不了的是这种不明不白的羞辱。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支持革命的，怎么革命成功了，自己反倒成了“废人”？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那些在美院里对他指手画脚的人，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在哪儿？现在倒好，一个个成了革命的审判官，指着他的鼻子说他的画没有价值。

那封信，是在酒精的催化下写完的。信里的字迹潦草，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他在信里没提自己当过特工的功劳，也没提自己捐过多少钱，他觉得提那些太矫情。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质问这个世道为什么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容不下一张中国画。

他在信里写道，自己是个教授，为什么要剥夺上课的权利？共产党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怎么能让老百姓饿着肚子谈艺术？

信寄出去后的第二天，李苦禅酒醒了。

看着窗外的大太阳，他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可是给毛主席的信啊！自己昨天晚上是不是疯了？言辞那么激烈，会不会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

那几天，李苦禅过得如履薄冰。每次听到外面有汽车响，或者有脚步声，他都心惊肉跳，生怕是来抓他的人。他甚至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说要是自己进去了，就把画都烧了吧。

等待是漫长的，也是煎熬的。这种煎熬，比当年在宪兵队里还要难受。毕竟面对日本人，他是英雄，那是敌我矛盾；如果现在被抓，他成什么了？那是一辈子的污点。

06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李苦禅家门口。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

李苦禅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完了，这下真的来了。他整理了一下那件破旧的长衫，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他想，抓就抓吧，反正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那年轻人径直走到李苦禅面前，伸出了双手，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问是不是李苦禅先生。

李苦禅愣住了。这态度，不像来抓人的啊。

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是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主席收到了信，特意让他来看看。

这一瞬间，李苦禅的眼眶红了。这眼泪里，有委屈，有感动，更有死里逃生的庆幸。

田家英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李苦禅感觉像是在做梦。

原来，毛泽东不仅看了信，而且看得很仔细。虽然信里的字迹潦草，语气冲得像火药，但毛泽东没有生气。透过那些愤怒的文字，主席看到的是一个老同学的真性情，是一个艺术家的无奈。

毛泽东记得李英杰，记得那个在北大红楼里一起听课的山东大个子。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很快核实了李苦禅当年的地下工作经历。

这是一个对革命有功、在艺术上有成的人，怎么能让他受这种委屈？

田家英传达了主席的意思：国画是民族的瑰宝，要画下去，还要画好；李苦禅的生活困难要马上解决，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很快，中央美院接到了上级的直接指示。李苦禅不仅恢复了教授的职务和待遇，不用再去看大门卖戏票了，而且工资经过特批，直接涨到了62块钱。

从12块到62块，这不仅仅是翻了五倍的数字，这是把一个人的尊严，从泥底下拉回了云端。

那天，李苦禅拿着新发的聘书，站在院子里，久久没有说话。他想起了那个在北大图书馆的冬天，想起了日本宪兵队的刑房，想起了那些饿肚子的夜晚。

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07

这事儿出了以后，那些曾经排挤李苦禅的人，一个个都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看着窝窝囊囊的老头，背后竟然站着这么大一尊神。更没想到，这个被他们视为“封建残余”的画家，竟然有着那么硬核的革命履历。

那些曾经对他冷嘲热讽的人，开始变了脸，一个个跑来套近乎。但李苦禅并没有因此就抖起来，也没有去报复谁。

他还是那个李苦禅，每天乐呵呵地夹着画板去上课，剩下的时间就钻进画室里，画他的鹰，画他的荷花。

只是从那以后，他的画里，多了一股子精气神，那种历经磨难后的从容和大度。他的鹰，目光更加犀利，爪子更加有力，仿佛随时准备搏击长空。

有人问他，当初给主席写信的时候，怕不怕？

李苦禅笑了笑，没多解释。怕当然是怕的，但比起能不能活下去，比起画画的权利，那点怕又算得了什么呢？

晚年的李苦禅，生活好了，但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乐于助人的习惯。

1973年的一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哭着找到了李苦禅。原来这大爷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幅李苦禅的画，结果被人说是假的，觉得天都塌了。

李苦禅拿过画一看，确实是假的。但他看着老泪纵横的大爷，心软了。他二话没说，铺开纸笔，当场给大爷画了两幅真的。

大爷感动得都要跪下了，问这怎么使得。

李苦禅只是摆摆手，说只要人没事，比什么都强。

这事儿传出去，大家都说，李苦禅不仅画画得好，这人做得更是没话说。

那年李苦禅已经快八十岁了，但他的腰杆子依然挺得笔直。每当他拿起画笔，人们仿佛还能看到当年那个在北大红楼里意气风发的少年，那个在宪兵队里咬紧牙关的硬汉。

1983年6月11日，李苦禅正在教弟子画画，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就像他画里的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留给后人的，除了那些价值连城的画作，还有一个关于骨气和尊严的故事。

正如他生前常说的那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

这话，放在今天，依然震得人耳朵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