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彭德怀从北京出发,回到湖南湘潭老家进行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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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以来,第一次以普通党员身份外出调研。此行目的很明确: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特别是粮食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
据《彭德怀自述》和《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出发前向中央提出申请,表示“想回乡看看”,更想“下去走一走,听听群众怎么说”。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也鼓励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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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嘱咐“不要惊动地方”。
10月下旬,彭德怀乘火车抵达长沙,随后转车到湘潭。他没有提前通知家乡,由湖南省委安排,湘潭地委派人接站。时任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负责接待。
据华国锋后来回忆,彭德怀抵达后坚持不住招待所,但因安全和接待需要,最终住进当地安排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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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当晚,地委设便宴接风。饭菜以本地家常菜为主,其中一道冷盘用咸鸭蛋黄拼成圆形图案。有在场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一见便说:“搞这个干什么?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还摆花样!”
随即用筷子将图案搅散,又补充道:“大家随便吃,哪个蛋好吃就夹哪个,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会劳民伤财。”
此事虽小,却体现了他一贯反对铺张、注重实际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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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彭德怀未作休息,即提出要走访周边生产队。接下来近两个月里,他步行或坐吉普车,先后到乌石大队、南阳冲、金星、坪上等生产队。他不看汇报材料,专看粮仓、灶房、田地和水利设施。
据随行人员记录,他常问:“社员一天吃几两米?”“食堂还能开吗?”“仓库里还有多少存粮?”
在乌石大队,他走进多户农家,掀开锅盖看煮的是什么,翻看粮袋是否空瘪。他发现不少水利沟渠年久失修,田地荒芜;公共食堂多数已停办,农民靠野菜、红薯度日;有些地方仍按虚报产量征购粮食,导致口粮严重不足。
一位老农悄悄告诉他:“上面来人,我们就把几块好田集中起来拍照,说是高产田,其实别处都种不出东西。”彭德怀听后沉默良久,在笔记本上记下:“报喜不报忧,害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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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走访,晚上他就在住处整理笔记。据其侄女彭梅魁回忆,彭德怀每晚伏案至深夜,逐字逐句撰写调查材料,反复修改,力求准确。他强调:“写东西要对得起老百姓,不能掺假。”
此次调研持续约50天,至12月中旬结束。回京后,彭德怀将整理好的五份调查报告,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交中共中央。
这些报告共约四万字,详细记录了农村的真实困难,建议恢复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减少征购任务、允许农民自由经营副业等。这些意见与当时正在推行的“农业六十条”调整方向一致,为后续政策纠偏提供了基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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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一生厌恶形式主义。
早在1950年赴朝作战前,他就明令志愿军各部不得搞迎送仪式,不准挂彩旗、拉横幅。抗美援朝期间,他在前线巡视时,曾多次下令拆除炊事班门口的“欢迎彭总”标语,说:“这不是做样子的时候,战士们在挨饿受冻,我们得把饭碗端稳。”
这种作风贯穿他整个革命生涯。
在朝鲜,他冒雪走访阵地,只关心弹药是否充足、伙食能否保障;在西北战场,他与战士同吃小米饭,拒绝特殊照顾。即便在1959年后赋闲北京西郊吴家花园期间,他仍每日读书、种菜、练字,保持简朴生活。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常对来访者说:“干部脱离群众,就会变成瞎子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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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这次回乡之行,是他晚年少有的公开活动。
他没有发表讲话,也不接受媒体采访,只是默默行走于田埂村巷之间。他深知自己已无权无职,但仍希望“尽一个党员的责任”。
正如他在笔记中所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心为他们着想,他们心里清楚。”
这次调研结束后,彭德怀再未外出。
但他带回的材料,成为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份珍贵的民间实录。多年后,华国锋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提到:“彭老总那次回来,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找问题。他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饭碗。”
今天回看这段历史,彭德怀的言行并无豪言壮语,却处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心系民生的本色。他的调研方式朴素而扎实——不听汇报,只看现场;不讲排场,只问温饱。这种作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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