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源头在哪？专家说最早可追溯至吴焕先创办的三堂红学

1955年俩将军授衔，谁敢信他们是喝符水起家的？

这波操作简直神级

1955年全军大授衔，聚光灯打再吴先恩中将和吴世安少将身上，那叫一个威风凛凛。

可那时候估计没人敢信，这两位共和国将军的军旅生涯，竟然是从喝符水、念咒语的“红枪会”起步的。

更离谱的是，后来那支纵横四省、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源头既不是正规军校，也不是什么兵变，而是大别山深处三个不起眼的“土学堂”。

这一切的操盘手，就是那个被红25军尊为“军魂”的狠人——吴焕先。

把时针拨回1926年，那时候的大别山，简直就是个火药桶。

军阀混战，土匪遍地走，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为了保命只能抱团。

于是，“红枪会”这种带着浓重江湖气和迷信色彩的组织遍地开花。

地主豪绅们一看，这不就是现成的私人保镖吗？

立马出钱出枪，把这些“会道门”变成了看家护院的打手。

当时的红学，说白了就是地主的黑保安队，还得搞点吞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来忽悠人，看着挺唬人，其实全是泡沫。

就在这节骨眼上，年轻的吴焕先遭遇了人生至暗时刻——“吴门惨案”。

亲人的血让他瞬间清醒：跟反动派讲道理纯属扯淡，没有枪杆子，你连哭坟的资格都没有。

但问题来了，一个光杆司令，没钱没枪，怎么拉队伍？

直接招兵买马那是造反，分分钟被团灭。

吴焕先脑子转得飞快，来了一波反向操作：既然老百姓信这个，地主也搞这个，那我为什么不能搞个“红色版”的？

这一招“借壳上市”，玩的是真溜。

吴焕先这步棋走得那是相当大胆。

他先玩了一手“灯下黑”，主动找到自家伯父，利用家族关系做掩护，硬是忽悠到了思想守旧的族长吴惠存点头。

在地主眼里，这就是吴家少爷想搞个护庄队，是“自己人”。

于是1926年11月，就在吴焕先家门口的四角曹门，锣鼓喧天中，“曹门红学”开张了。

表面上，这里依旧摆香案、请师傅、耍大刀，但在香案底下，吴焕先灌输的却是“为穷人办事”的硬道理。

但这只是第一步。

吴焕先深知独木难支，开始像下围棋一样在大别山布子。

他一边坐镇曹门，一边派共产党员吴先筹潜入隔壁的“郑边红学”。

这可是个技术活，吴先筹硬是凭着过硬的本事，把那里的骨干全给策反了，把地主武装变成了党的队伍。

紧接着，另一位党员詹以贤也在几公里外的詹家湾，腾出三间破房，拉起了“詹湾红学”。

这就是后来党史专家们津津乐道的“三堂红学”。

说实话，这三股力量加起来也就190来人，手里的家伙什大多是长矛大刀，最好的武器也就是几杆老掉牙的土铳。

可别小看这不到两百人的队伍，他们和周围那些乌烟瘴气的红枪会有着本质区别：别的红学听地主的收保护费，这“三堂红学”听党支部的专打土豪。

到了1927年春天，这步闲棋终于炸了。

随着农民运动高涨，吴焕先顺势而为，将“三堂红学”整编为紫云区箭厂河农民自卫队。

这一变，彻底撕掉了伪装，亮出了底色。

昔日的“大师兄”们，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战士。

真正的硬仗在1927年11月13日来了，黄麻起义爆发。

这不是演习，是真刀真枪的攻坚战。

此时的“三堂红学”成员，已经站在了攻打黄安城的最前线。

没有任何重武器，面对高耸的城墙和敌人的机枪，这群曾经被认为只会“练气功”的农民，爆发出的战斗力简直吓人。

当时那场面太惨烈了，33名敢死队员搭起云梯，硬是冒着火网爬上了黄安城头。

箭厂河的吴立行冲在最前面，他是第一个登上城头的勇士，也是当场牺牲的烈士。

子弹打穿胸膛那一刻，他没倒下，血染红了战旗。

他是黄麻起义中唯一牺牲的战士，他用鲜血洗掉了这支队伍身上最后一点旧时代的印记，把迷信的“刀枪不入”变成了信仰的“视死如归”。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这支从“红学”走出来的队伍，历经改编，最后滚雪球般发展成了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

吴焕先这种“接地气”的智慧，硬是让革命的种子在石头缝里发了芽。

1935年8月，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